杨道虹，1975年出生，中共党员。江城实验室主任、湖北大学集成电路学院院长，正高级工程师、正高级经济师，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科技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政协湖北省第十二、十三届委员会委员。他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集成电路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曾获2025年度“荆楚楷模”称号，荣获“湖北青年五四奖章”、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江城实验室，是湖北十大实验室之一。杨道虹是它的掌舵人。初见，他的气质颇难形容——厚镜片、书卷气，像科学家；目光尖锐、语气坚定，像企业家；思维跳跃、敢于冒险，像投资家。了解了他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职业经历后，一切都不足为怪了。可能互为因果，实验室与杨道虹的气质，都是那样的非传统，或许这就是创新创业的气质。

杨道虹在实验室

突围——以“用”破局

杨道虹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是突围；最喜欢讲的故事，是中原突围；最频繁提及的人，是他祖父。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策源地，更是服务湖北经济的产业引领地、汇聚产业生态的生态圈。”办公室里，杨道虹手持画笔，面对白板，一笔一画勾勒出心中的图景——产业化基地、芯片产业学院、创新生态圈等依次浮现，连成一片充满可能的未来，“这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踩出的底气。”

江城实验室2021年成立，5年时间已实现从零到“自我造血”的跨越，累计科研服务收入达19.95亿元、纳税2.75亿元，2025年科研服务收入超9亿元。

“做有用的科研”是杨道虹的执念，他认定“有用”的科研，必定是围绕国家战略布局，紧密对接市场的。

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起步晚、基础薄弱，长期面临外部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的双重压力。江城实验室成立时，杨道虹便定下目标：为中国集成电路“卡脖子”难题探索湖北解决方案，聚焦集成电路先进封装领域，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集成电路实验室。

为寻找国产芯片的“破局之法”，江城实验室与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合作，在先进封装技术工艺上不断优化。通过三维集成架构，让芯片互联密度实现几何级增长，实现芯片尺寸进一步微型化、带宽爆炸式提升，能耗显著下降。同时支持不同制程异质芯片的系统集成，大幅提升集成芯片整体性能，降低芯片成本。

杨道虹形容：“传统封装就像在芯片上‘盖平房’，芯片越小、难度越大；我们的先进封装，则是在芯片上‘盖高楼’，同样面积，效能翻倍！”

走到今天，江城实验室在先进封装领域的突围之路上，已越走越稳：科研团队超过1000人，承接国家、省部级科技攻关项目70余项；27款先进封装芯片成功流片，已与国内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等协同推动35项先进封装首台/套设备、11款专用材料、4款工业软件国产验证，且多数已实现产业化，有效填补产业链缺失环节。

杨道虹在规划企业发展

立足人工智能时代发展新需求，江城实验室率先谋篇布局、乘势而上。投资25亿元、国内首个12英寸先进封装综合实验平台（一期）正式通线；投资45亿元的平台二期工程将于春节前实现主体厂房封顶，计划2026年9月底通线；总投资300亿元的产业化基地将于近期开工建设。此外，实验室正全力打造全国唯一一家专注集成电路创新创业的江城集成电路超级孵化器。

目前，实验室已成功构建“科学研究—概念验证—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孵化）—小试中试—产业化”的全链条。

突破——超越自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企业的‘命门’所在。企业必须在核心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掌控产业发展主导权。”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武汉光谷时的殷殷嘱托，杨道虹记忆犹新。

当时，美国加大了对我国高科技行业的封锁和打压，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解决“卡脖子”问题已迫在眉睫。

彼时的杨道虹，是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总书记的话，让他决定再一次突破自己——走一线科研之路，致力于突破集成电路的关键技术。

欲技术突破，先自我涅槃。

2004年，杨道虹从北京工业大学微电子专业博士毕业，受武汉市“引博”工程的召唤，来到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在投资促进局工作，成长为主要负责人；2015年离开机关，先后任职于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管理公司、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现在，他渴望再一次轻装上阵，打造一家既能服务国家战略、又直面市场需求的实验室——既要“顶天”，勇攀科研高峰；也要“立地”，推动产业扎根。一名融合政产学研的“六边形战士”，呼之欲出。

2021年2月，经湖北省政府批准，江城实验室成立，定性为‌独立法人事业单位‌，采用“无级别、无编制、无固定财政预算”的新型研发机构模式。

成立之初，江城实验室只有6个人。摆在这位“六边形战士”面前的第一关，是“活下去”。

“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杨道虹没有“等靠要”，他以大别山精神为指引，结合毛主席1946年在延安对中原突围作出的重要指示，决定从“小米+步枪”开始干。

先进封装实验设备昂贵，没钱采购怎么办？先借用、租赁。他探索出“先轻后重”的渐进式实验路径——初期租赁市场空置机时，后期锚定主攻方向，以平台拓市场；建立“实验室+实体化平台”运营模式，形成“钱变技术成果、技术成果转化产生收益、收益再投技术研发”的良性闭环。

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中试平台的建设成为关键。

“到市场中去，从市场中来。”得益于多年的投融资经验，杨道虹认为，既然所有的科研成果都要到市场中去，那么，前期的科研投入也该从市场中来，这也可以反证科研成果是否真正为市场所接受。事实证明，市场是最好的风向标，20多亿元的社会资本纷沓而至。2024年，直接面向产业化、注重全链条协同的先进封装中试平台（一期），在江城实验室建成。

初心——薪火传承

杨道虹的办公室里，放满各种类别的书籍——科技前沿、专业理论、企业管理、金融知识、人物传记……还有大量的党史、革命史、党建类书籍。

“这些书里藏着最朴素的真理，能让人在迷茫时找到方向。”杨道虹不喜欢觥筹交错，更愿意在独处中与书籍对话。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杨道虹的祖父，是参加过新四军第五师的革命军人。“我从小听他讲中原突围、千里跃进大别山等故事长大。经历过炮火的洗礼，他时常叮嘱我们，作为革命军人的后代，一定要好好读书，为国效力。”自幼浸润于大别山精神之中的杨道虹，在大学时就入了党，立志“科技报国”。

所以，博士毕业后，他带着满腔热血回到中国光谷；

所以，他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让中国“芯片”冲出重围；

所以，他提出“用大别山精神做科研”，狭路相逢勇者胜。

杨道虹称自己是“革命战士”，要以最“硬核”的姿态，在集成电路科技突围战中不断突破，以“不胜不休”的韧劲，蹚出一条“自立自强”的科技报国之路。

“几乎没有午休时间，每周只回一次家，时间全扑在工作上。”杨道虹的日程精准拆分，奔忙于不同赛道：1/3坐镇实验室，锚定重大决策；1/3奔赴京沪等地科研院所，捕捉前沿技术；剩下1/3，扎在长三角、粤港澳，对接市场一线。

“时不我待”，是杨道虹目前最深的感受，只有抢时间、抢人才、抢效率，才能抢占“芯片”产业高地。

江城实验室先进封装综合实验平台（一期）的建设便是鲜活印证——这类平台的常规建设周期为1至2年，而江城实验室仅用9个月，一举刷新行业建设速度。

“湖北科教人才优势突出，高校院所很多，做‘硬科技’非常厉害。”杨道虹认为，要将湖北科教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首先要产教融合，高校院所一定要和产业密切对接，甚至让产业来主导新工科院校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做‘有用的科研’，培养有用的人。”

目前，江城实验室正与湖北大学共建新型集成电路学院，杨道虹出任学院院长，通过学院共治、人才共融、学生共育、科研共创，推动产教“真融合”，助力集成电路领域的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与此同时，创办“江城芯片学院”的设想也被纳入实验室产业生态建设的日程。

抢占“芯片”产业高地，“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协同用力”。作为湖北省政协委员的杨道虹，积极调研主动献策，坚持反映产业一线的声音，7年间提交提案60余份，多项建议转化为政策。其中，他率先提出建设武汉“世界存储之都”的构想，已正式写入湖北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成为全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六边“芯”战士，步履不停。（党员生活全媒体记者 李新龙 赵雯 摄影 张博伦 通讯员 谢威 熊炳桥 魏珊）

记者手记

赴一场无硝烟之征

“我爸爸每天都在忙着‘打仗’。”杨道虹女儿作文里的童真之语，道出了这位科技创业者坚守多年的精神内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便是他口中的“科技远征”，更是一代代科研人自觉履行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采访中，杨道虹“做有用的科研”的初心，让我们对科研价值有了更深认知。他用实践证明：科研，既要耐得住长期做研究的寂寞，也要扛得起市场与国家战略的考验。从6人到1000人的成长、从无固定预算到近20亿科研服务收入的跨越，本质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生动实践。

这场远征，拼的是韧劲，更是格局。当杨道虹勾勒千亿蓝图时，他没有局限于自己的产业发展，而是将人才教育、区域发展等使命扛在肩上，他深知科技的对抗从来不是“一战定乾坤”，这是一场关乎民族产业未来的持久战。

无硝烟的战场，更见信仰的力量。杨道虹以党史为精神养分，将祖父辈的家国情怀融入科研日常，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唯有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让创新活力对接市场需求，才能在无硝烟的战场中站稳脚跟。这场远征虽未有穷期，但总有如他般的行者，以赤心为炬，照亮自主创新的漫漫长路。（党员生活全媒体记者 赵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