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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英杰】郭俊:我在抗日战场火线入党

来源:《党员生活》杂志  日期:2021-02-18   编辑:黄梦田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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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年92岁的抗战老兵郭俊便是“郭垱惨案”的幸存者,14岁从军。1945年,郭俊在战场上“火线入党”。1949年,他带领突击队成功接应解放军渡江解放鄂城。他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大家走向了胜利。”

70多年前,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

70多年后,当年意气风发的他们都已到耄耋之年。

70多年来,他们从烽火硝烟中走来,激情燃烧的大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中,他们的脚步从未停止。

他们是抗战老兵,不仅缔造了这个国家抗争的过去,他们见证着这个民族复兴的未来。

今年92岁的抗战老兵郭俊便是他们其中之一。他是“郭垱惨案”的幸存者,14岁从军。1945年,郭俊在战场上“火线入党”。1949年,他带领突击队成功接应解放军渡江解放鄂城。

他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大家走向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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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垱惨案”幸存者 十四岁从军

1928年,我出生在湖北省鄂州市蒲团乡郭家垱。当时,我哥哥郭非被誉为鄂南抗日游击队“李向阳”,带领战士袭扰日伪驻点,破坏公路,还捕杀汉奸骨干。日伪认为“郭垱村是大大的‘匪窝’”,就来报复家属。

1942年底,驻鄂城日伪军百余人,在汉奸带引下来到郭家垱,逼交郭非,搜抢财物,并放火烧郭非家的房子。这时驻扎在横山头的鄂南交通情报站长郭屡忠等人遥望浓烟冲天,立即带领支队赶来向敌人开火。料想敌人不会就此罢休,他们连夜疏散群众外逃。

果然,次日天将拂晓,一千多日伪军团团包围了郭家垱村,在野畈里架起了大炮,顿时枪炮声大作,响彻旷野,震撼天地。没多久,郭家垱及附近村庄二百多户人家,约七百多间房屋和财物化为灰烬,断垣残壁,浓烟滚滚。村民惨遭横祸,悲声恸地,惨不忍睹。

惨案发生前,因为经常有敌人骚扰,我在家不能安身,于是在中心县委的救护下,逃到了江北黄冈避难,才躲过了一劫。但是此次惨案,让当时只有14岁的我决心走上抗日的道路。

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我识得字。1942年2月,我在豫鄂边区黄冈交通情报局任收发员,同年7月至1944年12月在豫鄂边区洪山公学和实验中学学习和工作,主要协助办农会和夜校,组训民兵队,开展对敌宣传和减租减息等。

1944年底,我被调到由三五九旅部分兵力组成的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南下支队,任政治部宣传员等职。之后我随南下支队跋涉千山万水,南征北返,发传单、贴布告、刷标语、讲政策。我记得当时一路上写了上千条标语,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日本侵略者。我至今记得那些口号的内容:“拥护共产党、坚决抗日”“拥护毛主席持久战”。

正是当时从事的宣传工作,让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很多认识,知道共产党是抗日、救国、救民的,是真真正正为人民服务的。

参加鄂南首战 火线入党

1945年2月,我们从广济(现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田家镇渡江后,八路军南下支队在阳新三溪口遇到4000多日伪军,仗打了一天一夜,有不少伤亡。那天晚上,我带领10位民工、5副担架到前线抬伤员。在呼啸的枪弹中穿行,把伤员送到急救所后,我摸到大腿处湿漉漉的,隐隐作痛,才发现自己的大腿部被弹片击中。

这点伤在战场上根本算不上什么。没有药品,我就拿盐水冲洗,真疼啊,但是在战场上顾不上喊疼,简单包扎后又投入战斗。

我的表现也被我们部队政工干部看在眼里,他知道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战斗结束后的一个晚上,我们支部在战场边举行了一次党会。虽然是在火线上召开的党会,但还是十分讲究程序。我的入党介绍人政治部科长黎斌和副科长冯达首先进行了发言,随军记者陈祖武随后发言。虽然他看起来文质彬彬,也是瘦细个子,说起话来却像打机枪那样急促,一句接一句赞成我入党。在表决时,支部干事詹光说他“举双手双脚”赞成,我非常激动。

1945年8月15日,我们从南湾小山村出发,中途正在就地小歇,突然接到延安来电:日本无条件投降了!顿时部队沸腾了,山上、山下一片欢呼,丢帽子、抛毛巾、甩挂包、敲击碗筷,拥抱蹦跳,大唱大叫,响彻山谷。本来半个小时的休息,竟狂欢了2个多小时。

接应大军渡江 解放鄂城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南下支队转为北上,路过郭家垱,有老乡认出我来了,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围了过来,我母亲和祖母也跑来了。祖母摸着我用毛巾包的冷饭坨子就哭出声了,同志们都来劝慰。王震司令员也来了,他安慰我祖母:“老奶奶,您的孙子干革命光荣,亲人相见要高兴嘛!”

第二天,宣教科的同志都来到我家,决定让我留下治伤,还给了我5块银元。他们把当天的路线图留给我,让我以后参照地图找部队。

那天,我的祖母和妈妈专门在家里熬了莲子汤送去给王震司令员。王司令员婉拒地说:“我们部队有纪律,不能收老百姓的东西,也不能吃老百姓的东西。”

当时我的老祖母感动地哭了:“我们是感谢你们把我的孙子带回来了。”就这样,经组织批准,我留在家乡养病。

1949年5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我奉命组织之前掉队回家隐蔽的一批党员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并发起成立了武鄂地下工作团,任工作团副书记兼突击大队长,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活动,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解放鄂城。

5月13日22时,我率小分队点火,向对岸大军表明,点火地段已为我方控制。快到23时,对岸出现了火光,接着江面有划水声,过了一会儿,一条小船靠岸,原来这是一个尖兵排,大约有三四十人。星光下,隐约可见帽子上的红星,大家感到十分亲切,非常激动。

我向领队介绍完情况后,尖兵排的战士迅速在江边警戒。又过了一个小时,江面上下,大小船只齐头并进,直奔过来,尽管指战员们尽量压低各种声响,却仍可以感到千军万马在奔腾前进。

天亮时,大轮船过来了,船上有炮车、吉普车,可是码头太小,车子没办法上岸。城区的老百姓听说后,积极响应,有的甚至将自家的门板拆下来,有的敲锣打鼓放鞭炮,不到一个小时就把码头修好了,马匹、炮队源源不断上岸。

5月14日,鄂城人民敲锣打鼓,欢迎子弟兵,欢庆解放,在大西门广场还召开了解放鄂城的群众大会。

鄂城解放的日子已深深刻进我的身体,这不是一段普通的日子,而是一串串惊心动魄的往事。

(载《党员生活》2020年第10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