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这个春天，武汉因疫情阻击战再次留下英雄城市的美名。

而将时间倒回到新中国的前夕，曾有一群人从外地奔赴武汉，领导市民为求得城市的解放而艰苦斗争。

近日，反映这段非常岁月的历史电影《保元里九号》筹划开拍，主要取景地正是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的保元里。

百多年前曾是豪宅

武汉保华街，位于汉口中山大道北侧，南起中山大道南京路口，东北至黄石路口，长约200米。此街建于1912年，当时临街的门面叫保华街，背街的里弄就叫做保元里。

现年76岁的孙开成，至2014年搬离，与保元里的情缘已持续70年。“6号住的是国民党税务局长，拄一根文明杖。7号住着一位地下党员，随国民党到台湾潜伏后牺牲。”9月底的一天，孙开成带着记者走在里弄里，指着每一套房子回忆那个暗流涌动的岁月。

孙老说母亲一家人当时住保元里1号，舅舅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高级职员，“热闹得很，每家都有几个孩子相互串门玩耍”。印象最深的还是保元里9号，当时的主人叫童璋，童家有两个儿子，大儿童式一是地下党，小儿子比孙开成大一点，经常玩闹在一起。

“后来他们家搬到汉口民众乐园那边我还去过。他家很干净，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到处摆着书，都是大部头的书，还有英文书。”孙老说。

上世纪40年代，保元里的房子称得上豪宅，能住在这里的，不是银行职员就是伪政府高官。当年这里曾是英租界。

保元里的房子高两层，一层空高达4米左右。孙老说，当时房子里铺的都是木地板，每家二楼有阳台，有拉绳的冲水马桶，“在那个年代阔气得很”。

办通讯社打麻将开会

能住进保元里9号，是因为童式一的父亲童璋当时在伪湖北省银行总行经济研究室当主任。

据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日出江城》及《武汉地下斗争回忆录》记载，1948年，地下党员童式一和当时地下市委书记曾惇商量，想办一家通讯社掩护地下工作。父亲童璋与行长郑逸侠关系尚好，知道郑想出一套经济丛书后，便建议办家通讯社。5月筹备，7月就领到了“华中经济通讯社”的登记证。

通讯社编辑部就设在保元里9号的童式一家中，童璋被任命为社长，组织上派了一位同志担任经理，还按规定装了一部电话对外联络。所需经费由伪湖北省银行出。外界都以为这个通讯社是伪湖北省银行办的，因此没什么人来找麻烦，即使遇到突击检查户口之类的事也好应付。

在一部回忆录中，童式一曾回忆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谨慎小心。”开会时，四个人各坐一方，桌上摆一副牌，好像是在打麻将。一有人来，麻将就响了，人一走，又没声音了。童的母亲有时来送开水，发现了这个秘密。童母还笑着对童式一他们说:你们的牌打得真有意思！

通讯社解决了几位地下党员社会身份问题，甚至还给曾惇( 化名孙节 ) 发了一个报社主笔的聘书，他就用这个身份为掩护。

通讯社掩护下的地下工作，也曾遭遇风波。

曾有特务刺探情报

当时武汉有三家经济通讯社，其中一家是军统特务办的《中国经济通讯社》，其采编主任因同行关系常与童式一碰面。

有一天，这个采编主任提出想在华中经济通讯社兼个职，说是弄几个钱补贴生活。像他这样的人到这样一个才起家的“穷单位”来兼职，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童式一和同志们商量后，觉得拒绝对方反而容易引起怀疑，于是答应每月给他几块钱车马费，欢迎他过来。

“我和同学陈梦浓有时还跟这个人一起谈生意经，打打扑克。过了两个月，他没有嗅出什么问题，就说他单位不准他兼职，离开了。”童式一曾回忆这段历史。

武汉潜伏的地下工作者越来越多。到1949年春，党员发展到390多人，工人、学生等有组织的积极分子达2000多人。如何在不影响百姓的前提下，求得武汉的和平解放？

蔡七七，是原江汉区党委城工部部长蔡书彬之子，他如今致力于相关文字创作，以让71年前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被更多的武汉人熟知。

蔡书彬所在的城工部，一面积极推动民主人士的“和平运动”，为解放军接收武汉做准备，一面策反国民党军政要员。蔡七七说：“到解放前夕，通过对国民党当局的渗透、策反，武昌市长、汉口市长、汉口市警察局长等纷纷弃暗投明，国民党在武汉的政治社会基础几成空壳，留给他们的只有逃跑这一条路。”

电话响一夜迎解放

1949年5月15日下午1时许，江边爆炸趸船的声音不断传来，白崇禧部队准备逃窜。下午4时许，地下市委书记曾惇和常委张文澄来到童式一家，说晚上要在这里工作。

保元里9号，成了地下党迎接武汉解放的战斗指挥部。

为安全起见，童母请保元里守门人喝酒，叮嘱守好铁栅栏，随时报信。晚上八九点钟，电信局报告敌人派工兵排搞破坏，指挥部下达“不让敌人进入大楼，誓与机器共存亡”的指示；16日凌晨两三点钟，指挥部打电话给当时在江汉路《新湖北日报》进行护厂斗争的秦敢同志，证实江汉关一带残兵跑光，汉口进入“真空”；号令赶印“武汉解放”的号外，准备好出版散发。

硚口那边打来电话，说发现流氓组织“吃光队”，持刀棍抢劫。指挥部立即电话通知工人纠察队、消防队前往，保护居民商家安全。

这一夜，童式一的父母也没睡，给坐镇指挥部的同志们煮面条吃。

天色微明，两位领导同志考虑到指挥部电话响了一夜，担心发生意外表示转移。打开铁栅门，童式一送他们上街，街头已有小贩，再看表，已是凌晨五点。此时，武汉地标建筑江汉关钟楼上，已升起特大的红旗——武汉解放了。

电影《保元里九号》总策划张佑军，也是享誉全国的空军老战士报告团副团长。张佑军希望，保元里能成为武汉红色基因的传承基地，借助电影《保元里九号》，接71年前为武汉和平解放奉献的英雄们“回家”。（楚天都市报记者 周萍英 摄影：楚天都市报记者 刘中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