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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苍茫中的《文学研究法》

来源:湖北日报  日期:2020-09-17   编辑:黄梦田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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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曾祺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并不仅仅是来自京派们标举的西方现代派,孙犁以“特写”出色,晚年散文更见异彩,他写过《与友人论学习古文》一文,可以看出他的源流,出自哪里。

□ 舒飞廉

1913至1918年,毛泽东求学于湖南一师,国文教师袁仲谦是前清举人,推举韩愈,要求学生写桐城派古文。胡适称毛泽东“白话文写得最好”,这其中未必没有袁仲谦指引的功劳。之后,汪曾祺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并不仅仅是来自京派们标举的西方现代派,孙犁以“特写”出色,晚年散文更见异彩,他写过《与友人论学习古文》一文,可以看出他的源流,出自哪里。

大道曰返,这些新文学璀璨的朝霞,也是由暮色苍茫的传统里生长出来的。

七月八月,下乡避暑,后备箱的书堆里,读得最勤的两本书,一是姚永朴老先生的《文学研究法》,时代文艺出版社“老北大讲义”中的一册;另外一本是陈平原老师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收入“三联讲坛”,算是“新北大讲义”?由1914年姚永朴在老北大“危坐诵说”桐城家法,到2002年新世纪之初,平原君在“掌声与笑声”里演讲千古文脉中的明清文章,差不多是一个世纪的光景。我作为一名散文作者,私淑两位名师于乡间的书案,晨光暮色间,鸟啼鸡鸣,出门在堤树田塍里走一段路,又回来读几个霞光满纸的章节,拍桌打凳,感慨也是多的。

《文学研究法》共四卷,其实也就是四章,二十五节,分别是卷一,起原,根本,范围,纲领,门类,功效; 卷二,运会,派别,著述,告语,记载,诗歌; 卷三,性情,状态,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卷四,刚柔,奇正,繁简,疵瑕,工夫,结论。卷一是概述,文章与社会的关系,文章之所以为文章,卷二是分类,卷三深入文本,讲求结构,卷四去粗取精,在结构中求行文之“气”。卷一卷二指向的大概是方苞主张的文章“义法”的“义”,大抵是“言之有物”,卷三卷四回应“义法”的“法”,强调“言之有序”。熟悉桐城派文章理论的读者,也会发现,姚永朴还回应了其先祖姚鼐“义理、考证、辞章”的要义,在“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诀上,向前走了好几步,又回应刘大櫆“因声求气”的不传之秘,具体而微,专门在第四卷里论“气”。

如果仅仅将《文学研究法》看作是民国初年,“最后的桐城派”的桐城义法集大成,可能还是小瞧了这位大师的气象与创造。识者一向诟病方苞、刘大櫆、姚鼐所谓“桐城三祖”在清初开辟的这一文章流派,讲究文法,文从字顺,在唐宋八大家的文与程朱理学的理的交织中循规蹈矩,又与八股时文暗送秋波,学文固然可以登堂入室,格局终究有限。姚永朴在清朝关门,科举歇业,两百余年清文谢幕,白话新文学黎明乍现的时刻,来回应乃翁乃师乃祖们的隐忧,他强调《史记》叙事记人的正脉,努力上追秦汉,赞同桐城后学曾国藩举湘乡派予桐城之学的发扬,以“经济”之道补书斋文章之空疏,以诗赋之学补古文辞的局促,提倡如“登山而望旷野”“楼俯大江”“英雄侠士裼裘而来”一样,“气象光明俊伟”的文章。我还常看到作者引证顾炎武《日知录》,即知他已经越过了朴学与文学,汉学与宋学之类“鬼打墙”的门墙,并没有囿于一派之见,而是求综合,广大,以含茹吞吐千百年以来的古典文章现象。

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姿态,蓄出来的山人辫,放大脚,做出来的哀情章回小说,林纾体翻译稿,梁启超“新民体”文章,已成为清末民初的标志性符号。但姚永朴这个“开了中国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转向的先河”的研究,却并不尽然。《文学研究法》的体例上承《文心雕龙》,四卷二十五节以点、线、面整合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放诸以单篇文章成“集”,或者以语录成“集”的古人“立言”传统中,这样浑然一体、逻辑严密的论著,绝不多见。四卷又分文学之外、文学之内两部分,所谓的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与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学者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的论述框架,也基本一致。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讨论“文学内部”的第三卷与第四卷。讲求结构的第三卷,发现文章结体的规矩,是着眼于论者“结构”的研究;第四卷讨论“行气之法”,如何结构成为气象万千的文章,却又站在了作家以主体创造的阐释的立场上,这样的方法已经是“后结构”的。每一个分议题的展开,性情、状态、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云云,作者也必追本溯源,讨论本义,文字生成,这在从前是“小学”的工夫,在西方的语境里,又何尝不是福柯们的“知识考古学”与“现象学还原”。作者立论,也没有凿空之言,而是将与议题相关的前贤今人意见,话语种种,精挑细选地罗列出来,折中、取舍,综合、分析,引出自己倾向性的意见,这样论证的方法,也是德里达们践行的,当然,将文学与语言并举,将观念与修辞并重,放宽文学的视界,这也很“后现代”。所以我并不同意编者认为“文学研究法”这个题目不妥当的观点,姚永朴以为的文学,并非我们今天以为的作家的“文学”,他主张的“研究法”,也不是“概论”,而是能够继往开来,并不低于“现代文论”的“祖宗家法”。

所谓循循善诱,推陈出新,渐次革新文章的面貌,在当日已经不合时宜,姚永朴 “神采照人”为诸生讲授课业的时候,他的同事陈独秀、胡适、周树人、周作人等先后来到了北京大学,发动了激进的“白话文革命”。写古文的老先生们也成为箭垛式的假想敌,“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成为旧文学的代名词,明前后七子与归、方、刘、姚等近代散文家成为山寨中的十八妖魔,过街之鼠,人人喊打焉。矫枉亟需过正,不然西方文学的大潮如何破堤而入,断裂与革命是可以理解的。大潮之中,保持定力,不妄自菲薄,也难。周作人民国年间作散文“盟主”时间尤长,攻伐桐城文章也最有力。他主张“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这种小品文、“美文”的格局,恐怕是比桐城派还要桐城派,昏聩如此,导人以歧路,令后生晚辈情何以堪。

陈平原在《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里称姚永朴为“最后一代桐城大家”,推荐其讲义予同学们,引证《文学研究法》的结尾“后生龟鉴,附录于此”,其实,真正的结尾在“结论”一节,“工夫果足,何患不与诸大家并驾齐驱!有志之士,尚其勉之!”更见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意。桐城派固然可以被狂飙突进的文学浪潮扫入历史,但桐城义法并不会在华夏文脉中磨灭。1914年之前一二十年间,鲁迅固然是在三味书屋里接受寿镜吾先生“因声求气”的训练,郁达夫也还在钻研《古文辞类纂》。1913至1918年,毛泽东求学于湖南一师,国文教师袁仲谦是前清举人,推举韩愈,要求学生写桐城派古文。胡适称毛泽东“白话文写得最好”,这其中未必没有袁仲谦指引的功劳。之后,汪曾祺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并不仅仅是来自京派们标举的西方现代派,孙犁以“特写”出色,晚年散文更见异彩,他写过《与友人论学习古文》一文,可以看出他的源流,出自哪里。大道曰返,这些新文学璀璨的朝霞,也是由暮色苍茫的传统里生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