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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成立的前前后后

来源:湖北党史网  日期:2020-07-31   编辑:黄梦田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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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是继上海之后,与中共北京早期组织同于1920年10月诞生的中共第二批地方早期组织。在董必武、陈潭秋等革命知识分子的推动下,中共武汉早期组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曾  实

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是继上海之后,与中共北京早期组织同于1920年10月诞生的中共第二批地方早期组织。在董必武、陈潭秋等革命知识分子的推动下,中共武汉早期组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是以董必武、陈潭秋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在积极寻求救国之道的曲折历程中诞生的。同时,它的诞生与两个人密切相关。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应邀到武昌文华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参加应届生毕业典礼并做学术演讲。在为期4天的武汉之行中,陈独秀席不暇暖,积极宣传新思想。这期间,他认识并影响了负责他饮食起居的郑凯卿,使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成为中共武汉早期组织也是中共早期组织的第一个工人党员。陈独秀还与慕名前来的新闻记者包惠僧结识,使其后来成为中共武汉早期组织的首批成员。此外,陈独秀于1920年在上海创立了中共第一个早期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后,专门派湖北人刘伯垂回到武汉,与董必武联系,组建了中共武汉早期组织。

还有一个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湖北潜江人李汉俊。李汉俊在思想上影响了董必武,被董必武誉为“我的马克思主义导师”,同时也是董必武的入党介绍人。

李汉俊在日本留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底,李汉俊由日本回国,与居住在上海的二哥、辛亥革命元勋李书城同寓。董必武是清末秀才,但他参加了辛亥首义,积极革命,为了民主共和,不断求索。他于1918年应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邀请,到湖北利川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投入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战役。1919年1月,在护法军内讧中,蔡济民被川军将领杀害。董必武十分悲痛,受同事委托,与同乡张国恩到上海向社会各方申述,替蔡济民讨回公道。他在老朋友、辛亥革命名士詹大悲的陪同下,拜访了孙中山,希望获得孙中山的支持。但孙中山除了表示同情,毫无办法。董必武大失所望,反思革命不能照孙中山的利用军阀打军阀的老路,革命要从头来。但新路在何方?他陷入极大的苦闷中。

此时,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张国恩认识了住在附近的同乡李汉俊。这四个湖北人交往密切,几乎天天见面,热烈讨论救国救民的道路。李汉俊成了他们的思想中心,向他们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推荐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中日进步杂志《新青年》《黎明》《改造》等。这些新思潮向董必武他们打开了一扇光明的天窗。他们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习,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领略其中精髓要义。

董必武在沪期间,五四运动爆发了。董必武、张国恩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备受鼓舞,决定回到湖北,先办报纸,为人民说话。1919年8月,董必武、张国恩回到湖北后,开始办报纸,但因为经费等原因没有办成。于是他们计划办学校,培养进步青年,但现实又使他们遭遇挫折。苦闷之中的董必武写信给李汉俊诉说。10月6日,李汉俊写了一封1.5万字的回函,用唯物史观剖析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教育的关系,指出只有实行根本制度上的改造,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的弊端才能得到根本解决。通过与李汉俊的交流,董必武在革命实践中,思想发生了彻底转变:“遵从马列无不胜,坚信前途会伐柯。”他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于1920年3月开始招生,传播革命思想。

在董必武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同时,刘伯垂、陈潭秋等也都开始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刘伯垂是陈独秀的学生,他在日本留学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回国后,他开始是当律师,后来于1919年在广州参与创办《惟民周刊》,宣传社会主义思潮。陈潭秋1919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积极组织学生运动。后来,他又率领武昌高师同学赴南京、上海等地参观学习,在上海时认识了董必武,一起讨论革命道路问题,谈得很投缘。回到武汉后,他一面研究马克思主义,一面以记者身份,深入学校、工厂、机关等调查研究。武汉中学创办时,他积极支持董必武的革命活动,和董必武一起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成为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二

1920年6月,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中共早期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同时,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请他们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领导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董必武找到陈潭秋商量建党,陈潭秋热烈赞同。此时,刘伯垂由广州到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参加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受陈独秀委托回汉组党。刘伯垂回到武汉后,立即与董必武联系,并与李汉俊介绍董必武、陈潭秋入党。随后,这些建党积极分子积极联络、发展党员。他们联系了陈独秀在武汉讲学时认识的新闻记者包惠僧和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包惠僧非常崇拜陈独秀,细读了《国民新报》刊登的陈独秀的每篇讲演词,对《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尤其感兴趣。在这篇讲演词里,陈独秀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主张,也谈到了平等的信仰、劳动的信仰等,深深吸引了出身贫寒的包惠僧。此外,他还是陈潭秋的同乡,是张国恩在省立一师的学生,思想上的认同、同乡之情、师生之谊使得他对建党积极支持。郑凯卿在与陈独秀短暂相处的几天里,深得陈独秀信任。陈独秀委托他调查武汉工人阶级状况,还具体讲授调查的内容和方法。作为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校工,得到新文化运动主将的信任,自然非常乐意参加这个组织。此外,他们还联系了省立一师的黄安人赵子健。赵子健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初从省立一师毕业后,应董必武的聘请到武汉中学任教,积极追求进步。这样,通过董必武等人的积极活动,这些思想上一致的年轻人很快汇聚在一起,党员一下子就有了7名,组党工作快速发展。

1920年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怀着激动的心情,克制着兴奋,来到武昌蛇山北麓,齐聚抚院街(现民主路)97号董必武、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这个律师事务所是为了掩护党组织的秘密活动而开办的。在这里,他们举行了创建中共武汉早期组织的秘密会议。会议由刘伯垂主持,他宣读了一份他从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介绍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组织和活动情况。接着,参照上海的模式,他们研究了武汉早期组织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工作安排。大家认为,早期组织成立以后,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加强党在工人中的工作。会议要求早期组织每周开会学习一次,每次会议都作读书报告或国内外时事报告。会议推举包惠僧为负责人。中共武汉早期组织就这样正式成立了。这一天,似乎很平常,没有宣传报道,没有石破天惊,甚至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但就在这一天,在大江之滨,在黄鹤楼下,董必武等人在沉沉黑夜中燃起了一个新的革命火种。

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成立后,董必武、陈潭秋等人以饱满的热情、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开展了大量工作。

一是学习、宣传、研究、捍卫马克思主义。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活动中放在第一位的任务。在组织活动的例会上,《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新青年》《共产党》等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成了学习的主要内容。1920年冬,李汉俊由上海回家省亲途经武汉,受邀在董必武、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做讲座。他给武汉的党员宣讲唯物史观,介绍社会主义各种流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汉早期组织还分别在武昌、汉口领导建立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此外,他们还以刊物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1月,恽代英、黄负生(中华大学教员)等创办的《武汉星期评论》正式问世。创刊不久,黄负生加入党组织,《武汉星期评论》便成了武汉党组织的刊物。在这一阵地上,李汉俊、包惠僧、董必武、陈潭秋、林育南等纷纷撰文,宣传新思想。他们提倡改造社会、改革教育、妇女解放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

二是深入调查研究,宣传组织工人群众。把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包括早期党组织的一个明确的思路。中共武汉早期组织的活动中,除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大力从事工人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武汉早期组织成立后,经讨论“拟定了一个武汉工人运动的计划,决定先从调查研究入手”。同年12月,包惠僧和赵子健到汉口谌家矶扬子机器制造厂调查工人状况,形成调查报告《我对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1921年4月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赵子健、包惠僧到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江岸的扶轮学校当教员,联络铁路工人。董必武、陈潭秋等通过办平民夜校、识字班等,接近、了解工人,讲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群众。

三是加强党团组织建设。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组织的建设和青年团的建设几乎同时展开,活动也往往联合进行。董必武、陈潭秋首先在武汉中学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开展青年工作,搞学生运动,并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发展到武汉地区许多大中学校,吸引了先进知识青年入团。1920年11月初,董必武、张国恩、郑凯卿等同利群书社成员李书渠开会,确定青年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理论,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7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组织会议召开,正式成立半公开的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14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二次组织会议,刘伯垂、董必武在会上宣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罢工情形,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团员的头脑。随后,汉口于12月26日举行会议,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与此同时,早期党组织注重培养和发展党员,发展失业工人赵子俊,进步教员刘子通、黄负生等加入党组织。到1921年春,包括离开武汉到上海的包惠僧,小组成员发展到10人。

四是以学校为阵地,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工作。中共武汉早期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学校教员,董必武、陈潭秋主要在武汉中学任教,黄负生主要在中华大学任教,刘子通主要在省立女师任教,他们各自负责所在学校的宣传组织工作。同时,还利用校友的身份去联系母校的进步师生。陈潭秋到他的母校武昌高师,包惠僧到省立一师联系进步师生、开展活动。在武汉中学,董必武、陈潭秋一面倡议开设社会主义课程,一面指导学生会主办《武汉中学周刊》(后改为月刊、季刊),自编《政治问答》,寓思想工作于教学活动中,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中共武汉早期组织建立以后,湖北的革命形势焕然一新。它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北的传播,领导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921年7月23日,13个青年齐聚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陈潭秋代表中共湖北早期组织参加、亲历了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加上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共5个湖北籍的革命者,为中共一大作出了贡献!(《党史天地(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