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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的救赎》

来源:党员生活网  日期:2020-07-21   编辑:黄梦田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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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闻媒介作为一种典型的媒介,新闻传播作为一种典型的传播,也在互联网所建构的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发生巨大变化。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社会语境下,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和受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闻专业主义是否被解构,新闻业又该何去何从?这本《新闻业的救赎》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的面向。

新闻业的救赎

作者:彭增军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

媒介不仅是传播的手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传播的观念、决定传播的方式。正因为如此,由互联网技术所主导的媒介变革,必然对传播实践和理论产生重大影响。新闻媒介作为一种典型的媒介,新闻传播作为一种典型的传播,也在互联网所建构的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发生巨大变化。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社会语境下,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和受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闻专业主义是否被解构,新闻业又该何去何从?这本《新闻业的救赎》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的面向。此书始于作者为《新闻记者》写的专栏“增军说媒”,全书分16章,涉及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16个关键问题,案例丰富,分析鞭辟入里,语言诙谐生动又发人深省。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基于自身学术背景(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新闻学博士,现为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将中国新闻业的发展置于中西比较的视野中观察,大大拓展了思考的维度,不仅为非专业人士提供了了解新闻业发展逻辑的窗口,也为学界和业界的专家们带来了更多解决关键问题的启示。

为什么新闻不能死

为什么新闻不能死?这个问题看起来有点奇怪。可能有人马上会反驳:新闻怎么会死?大千世界,每天都在上演形形色色的新闻,新闻怎么死得了?这里需要厘清“新闻”的涵义。在作者看来,新闻的涵义有两种,一是作为事件的新闻(news),一是作为理念和实践的新闻(journalism),它“首先是一套专业的理念和操守,肩负追求真相、监督权力和提供公众论坛的政治使命”。作为事件的“新闻”当然死不了,不仅死不了,而且泛滥成灾,人人皆可生产新闻,新闻沦为饭后谈资和商业之傀儡;而作为专业理念和实践的“新闻”却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尤其在后真相时代,以公共性为灵魂的新闻尤为必要和珍贵。作者坦言:“可以没有报纸,但不可以没有新闻界。”严肃意义上的新闻不仅是个体更好地生活和成长的保障,也是整个民主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的存亡不仅不是一个伪问题,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媒体融合是文化的融合

作者认为,媒体融合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磨合、形成与巩固”,因此是一种“文化的融合”。文化归根结底体现为价值观和人际关系,而不同的媒体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其行为模式很不一样,这就导致将不同媒体融合在一起的“中央厨房”只能做出“夹生饭”。试想,有的媒体要“口味”,有的媒体要“营养”,有的媒体要“好看”,这饭该怎么做?多平台分发的生产方式要求“厨师”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是融合的本质要求应该是团队高效协作,二者如何协调?此外,又因形形色色的受众也随时可能光顾和干预“中央厨房”,这便导致媒体融合更难彻底推进。因此,作者指出,“媒体融合的关键是人,而更关键的是一个企业和组织如何把人放在第一位”。个体的改变很容易,企业和组织的改变却很难,只有从根本上协调好团队的人际关系,并使团队达成价值观的共识,才能以“文化共同体”的方式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媒体融合。

熟悉的陌生人

前大众传播时代,传播主要体现为即时的对话和交流,“受众”的特性倾向于“公众”;大众传播时代,传播是一个单向的“训话”过程,“受众”的本质是商品;而到了社交媒体时代,“受众”拥有了七十二般变化——“读者、观众、听众、网民、消费者、用户、参与者、业余记者、出版商、自媒体”等不同角色在复杂的情境中形成不同的排列组合,“受众”成为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受众的变化,带来的是媒体的经营模式的转变。作者认为,当下的媒体主要有三种经营模式: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卖受众”模式,把受众的注意力卖给广告商;一是付费墙模式,要受众为自己“赎身”,花钱买不看广告的自由;三是大数据模式,将受众留下的信息痕处理后进行变现。

其中,大数据模式是更为深层更为隐蔽的经营模式。据CNNIC最新统计显示,截止2018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如此庞大的用户群每天都会在网络世界里留下源源不断的数据,而这些数据被强大的技术进行采集、分析和可视化后,就可以打包出售,利润非常可观。显然,网民的每一次信息输入都在为这个经营模式做贡献,并最终使自己处于“全景监控”之下,但媒介化生存的网民根本无法逃离,仍然只能一边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一边无限制地让渡隐私。

媒介伦理的社会化

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媒介伦理的社会化问题。当媒介技术发展到人人皆可进行新闻生产的时候,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就变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进而言之,媒介伦理问题就从专业领域延伸到了整个社会,是每一个拿着“手机”(媒体)的人都必须重视的问题。近年来反转新闻的层出不穷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后真相时代,情绪比真相更重要,传统的“事件激发情绪”转变为“情绪激发事件”。很多信息未经核实便经由自媒体肆意传播,并在大众的“情绪共鸣”中越走越远,自动生成大众想要的“新闻”。当谣言最终被揭穿后,大众的情绪也跟着反转,由此上演一场又一场的闹剧。

社交媒体时代,每个拥有智能手机的人都是一个移动的媒体,而每一次传播行为也是一个可以链接整个宇宙的社会化的公共行为,因此,媒介伦理观念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那么,如何构建社会化的媒介伦理?作者主张“李普曼和杜威的结合”,一方面“调整改进已有的媒介伦理,坚守原则,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坚持社会伦理重构过程的开放性,鼓励全民的广泛参与”。

虽然作者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但是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极富价值的警醒和启示。“警醒”基于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启示”基于作者深刻的洞察力。基于此,我们便可明白爱因斯坦所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作者 华老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