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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发展及其特色

来源:湖北党史网  日期:2017-03-13   编辑:肖晗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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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四军在根据地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发动民众共同抗击日、伪、顽的“扫荡”、“清乡”、“蚕食”和“磨擦”,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文化,根据地成为黑暗中国的一盏明灯,成为日寇铁蹄下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圣地、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积蓄、凝聚了力量,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本文就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发展及其特色,对我们今天发展教育的启示作一探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于1937年10月12日组建,是由南方八省边界地区14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而成。新四军组建以后即开赴抗日前线,当时日军大举入侵,国民党正规军节节败退,丢失大片国土,我新四军开赴敌后,抗击日寇,收复国土,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湘、赣七省的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湘赣、皖江和浙东八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统称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在根据地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发动民众共同抗击日、伪、顽的“扫荡”、“清乡”、“蚕食”和“磨擦”,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文化,根据地成为黑暗中国的一盏明灯,成为日寇铁蹄下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圣地、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积蓄、凝聚了力量,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本文就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发展及其特色,对我们今天发展教育的启示作一探讨。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及各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当时的背景是,新四军干部大都来自南方八省,被分割、封锁为14个游击区。新四军组建以后,在抗战、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革命的对象、性质、方式都改变了,作风、要求也不同了,因此,亟需对干部、战士进行培训、教育,以统一思想,转变作风。根据地政府工作人员,大多数来自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水平较低,尤其缺乏懂政治、懂经济、懂财务、懂医疗的专业技术人员,这对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无疑是不利的,亟需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以提高政策水平和执政能力。另外一方面,华中地区被日寇侵占以后,不少学校毁于战火,或停办,教师失业,青少年失学,抗日民主政府需要解决就业、就学问题;还有,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大、中城市沦陷以后,不愿当亡国奴、不愿接受奴化教育的文化人、爱国青年大批的涌向根据地,投奔新四军,如何安置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也是摆在新四军领导和根据地政府面前的紧迫问题。故此,兴办学校,发展教育,这是加强新四军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是团结知识分子,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是与国民党争夺青年一代的需要,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的需要。1940年3月和9月,党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和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和宣传教育部门“必须认真地把这一工作当作自己的中心工作之一,”同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领导重视教育,首先表现在各级领导亲自直接抓教育,都兼任校长,如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兼任华中党校校长和鲁艺华中分院院长,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兼任抗大5分校校长、政委,参谋长赖传珠兼任副校长,各支队司令员(师长)彭雪枫、黄克诚、张云逸、粟裕、李先念等分别兼任抗大4分校、5分校、8分校、9分校、10分校的校长,苏中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兼任苏中公学校长,淮南行署主任方毅兼任淮南行政学院院长,鄂豫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兼任洪山公学校长。校长不是挂名,而要直接抓学校筹建、干部配备,出面敦请当地有名望的教师,解决学校运行中的各种困难、矛盾,有的还要兼教课程,如粟裕同志去9分校视察,听汇报,进课堂听课,发现某教员讲课照本宣科,讲得太宽太空,课后与教员交谈,指出讲课要区分对象,不能照搬教材,要有所取舍,要让学员听得懂、用得上。陈毅在5分校讲授“抗日游击战争”课程,亲自修改学校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讲稿。彭雪枫在4分校兼着教学任务,定期为学员上课,亲自编写《游击战术的实际运用》、《战略战术讲授提纲》等军事教材,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人为什么犯错误》等名著就是在华中党校讲课的讲稿。 

其次,表现在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上,根据地经济那么困难,财政那么吃紧,政府还是拨出一定经费,维持学校最必须的日常开支,包括教师薪水,学生助学金等。华中医学院在筹建过程中,师领导派出很多战士,帮助建造校舍,战士上山砍毛竹、割茅草、制土坯,自己施工盖房子。尊重教师,当时有规定,为了节省开支,领导同志晚上开会、办公,点油灯只能用一根灯芯,但是教师晚上备课可以用二根灯芯;在反“扫荡”、反“清乡”过程中,学校转移,一些教师可享受部队首长待遇,有一匹马。 

二 

华中抗日根据地所办学校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军、政干部教育培训,学员主要是部队基层干部,还有大、中城市投奔来的知识青年。教员有一部分是专职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为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兼任。办学模式是延安抗大式,军事化管理,一面学习,一面战斗。这类学校最早的是新四军组建后不久即开办的新四军教导总队,随后有抗大4、5、8、9、10分校(1944年10月抗大4分校更名为华中雪枫军政大学)、华中抗大总分校、华中党校;由地方政府主办,以培养地方干部和知识青年为主的学校有:淮南行政学院、苏中公学、淮南公学、洪山公学、鄂东公学、苏浙公学、苏北公学、建国公学、淮南路西联中、淮北中学等,其中有的学校还承担培训日朝反战人士,教育改造被俘的汪伪人员。 

第二类是高、中级专业技术教育,有鲁艺华中分院(1941年1月-1941年8月)、淮南艺术专门学校(1941年4月一1942年8月)、华中卫生学校(1941年7月-)、华中医学院(1942年10月-1943年10月)、盐阜师范学校(1942年春建,1945年11月改名苏皖教学院,1946年夏改名华中建大附属师范学校)、淮南师范学校(1942年春-1946年7月)、江淮大学(1942年9月-1944年6月)、浙东鲁迅学院(1944年9月-1945年9月)、华中建设大学(1945年初-1947年冬)、淮南建设专门学校(1945年夏由淮南公学政工班改建)、苏北工业专门学校(1945年秋由盐阜联中易名,1946年3月并人华中建大,改附中)、华东新闻专科学校(1946年1月-1950年)、华东通讯学校(1946年2月创办,历经变迁,现为武汉空军预警学院)、华中医科大学(1946年9月-1947年12月)等,涉及的专业有:土木工程、农学、医学(包括兽医)、财经、民政、教育、文学、美术、戏剧、音乐、新闻、通讯等。这些学校都是由地方政府主办,新四军各个师都有自己的卫生学校,五个师的卫校分别是苏中卫生学校,淮南卫生学校,苏北卫生学校,淮北卫生学校,鄂豫边区卫生学校。华中卫生学校直属新四军军部,华中军区医务职业学校直属华中军区,这类学校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为确保抗日战争和随后的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巩固根据地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导和骨干。 

第三类是中小学基础教育,著名的有淮南路西联中,盐阜联中,涟水中学,如西中学,盐东中学、盐垦中学、建大附中、新安小学、盐阜师范附属实验小学、鄂豫边区实验小学、封头坝小学等,其中有的中学(如淮南联中、盐阜联中、无为中学)附设师范班,有的中学附设小学部,前述几个公学也有普通中学班编制混合,这是从实际需要出发。

根据地的教育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立和运作的,战争环境,根据地被分割、封锁,军民生存极端困难,学校在夹缝中求生机。一是战争时时发生,日、伪、顽的“扫荡”、“清乡”、“摩擦”,使得根据地不得安宁,老百姓随时随地逃难,躲避战争,学校关门或转移,或合并,如抗大9分校在敌人大“扫荡”时转移到长江北岸启东县的东端,在海与江之间的“牛角尖”里坚持教学,陆地情况紧张时就坐着大渔船漂泊在海上坚持教学:如西中学在敌人“扫荡”期间,让学生全部离校回家,根据他们家庭住址分布情况,设置若干个教学点,由老师定期分头前往授课,待形势好转后又回校集中上课。其他有些学校由此而解散,或转移,或合并,所以我们看到,不少学校办学历史很短,一、二年甚至半年,学校名称时常更换。师生在疏散、转移中遭受的苦难是和平年代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有些人就是在逃难中牺牲了。 

其次是物质条件极差,许多学校没有像样的校舍,往往借用祠堂、庙宇、民房;有的学校分散在几个村庄;有的校舍破旧,不能遮风挡雨;有的学校常在露天上课。学校没有基本的教学设备,有的学校没有课桌椅,只能用砖头垒、门板搭,或者坐在小板凳和背包上,书本搁在大腿上;没有黑板,借用门板代替;有的就用石灰拌锅底灰,涂在墙壁上,风干了就成黑板;没有课本,老师们自己动手选编,油印成讲义发给学生,有的连讲义也没有,只能靠记笔记,大家对笔记。 

师生生活极端艰苦,中学以上学校基本都是集体的半军事化的生活,早晨起床后要出操、跑步,尔后排队前往村外小河边漱洗,即便三九严寒天也如此;夜晚要轮流站岗放哨,经常在半夜或拂晓前紧急集合,不准点灯,摸黑打好背包,带上自己所有物品,进行夜行军训练。经济上实行供给制、大锅饭(少数学生缴费),吃的是粗粮、杂粮、咸菜,睡的是地铺;农村卫生条件差,夏天,苍蝇、蚊子、臭虫、跳蚤,扰乱师生的学习和生活;冬天,天气寒冷,师生衣服单薄,课堂上常常是一片跺脚声;逢到雨雪天,一些学员没有雨具,只能赤脚到上课地方。有许多教师是没有薪资的,只有供给制下的一日三餐;有时候有些学校(如新安小学)发不出教师的薪水,只能靠师生自己生产劳动以自救;有的教师将家中衣物拿出去当铺当了钱贴补学校。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差,生活极艰苦,但是学员们心中有目标,精神是充实的,同事间,同学间友情是温暖的,教师为革命而教,学员为革命而学,整个根据地的教育事业能始终在艰难困苦中前行。 

根据地所办各级各类学校都非常重视政治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尤其以培养军、政干部为主体的抗大及其各分校,学军事,学政治,学政治包括三方面,一是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以及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文章,进行中国革命问题教育;二是时事政策教育,主要就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抗战能不能取得胜利、中国抗战为什么会是持久战、取得胜利主要依靠共产党还是依靠国民党?等等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还有就统一战线政策、民运政策、根据地建设等身边的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学员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三是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军政干部中大多数来自农民,虽有可贵的革命激情和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但也往往留有狭隘的小农意识,投身革命的动机、出发点并不纯正,如有的为了找出路,有的为了逃避包办婚姻,也有的仅仅为了打鬼子。要将他们教育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灌输;还有一部分来自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因为不愿当亡国奴,不愿接受日伪奴化教育而投奔到新四军和根据地来了,他们身上明显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各个学校针对学员们的思想实际,有效地开展了革命人生观教育,如有的学校组织学员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俞敏璜的《新人生观》,用讨论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引导大家树立革命理想和革命人生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不仅以军政训练为主的抗大各分校和各公学如此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各级各类学校都是如此,包括一般中小学也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如淮南路西联中,他们的办学方针是“办学为了抗日,抗日必须培养人才”,坚持一个为主四个结合的办学原则,为主就是“坚持以政治教育为主,着力于使学员牢固树立革命理想和革命人生观,为学员政治上成长打好基础。”学校将政治课摆在各学科教学的中心位置,其他各学科也都体现“办学为了抗日”的原则。又如东海战时中学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经常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宣传抗日。新安小学开设“国难教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试想,抗战期间环境那么恶劣,生死考验那么严峻,生活那么艰苦,可我们的新四军官兵,根据地政府官员,乃至各类学校的教职学员都能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不怕牺牲,不怕任何困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大目标:赶走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理想信念的确立,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坚持了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方针,以及理论和实践相一致,教、学、做相一致的教学原则,这是对传统的旧教育制度的重大突破。 

淮南联中明确提出“一个中心”、“四个结合”的教育原则,就是以党的抗日民主教育为中心,各项教学活动突出革命政治教育为主;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教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和密切联系群众相结合,教育与抗日反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实际需要相结合。又如盐阜联立二中提出,“学校教育必须为抗战服务”,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我们办教育,不能离开这个伟大目标,东海战时中学也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 

各级各类学校都很重视学生(员)的社会实践活动,经常组织学生(员)走向社会,深人群众。活动内容有: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农村阶级状况和贫雇农生活情况:宣传抗日,有演剧、说唱等多种形式;组织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儿童团,动员群众投身抗日斗争;配合根据地政府中心工作,如减租减息、“三三制”民主政府选举、办冬学扫文盲等,参与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有的学校还组织学员挺进到日伪军据点的外边,开展广播宣传,瓦解敌军,各学校也很重视学生(员)参加生产劳动,不少学校都有农田或开荒,自己种菜、种粮、养猪、养鸡;逢到春种秋收农忙季节,学校安排学生去帮助农民劳动;有的学校设立工场,有纺纱、织布、造纸、肥皂等工场,学生(员)边学习、边劳动,既巩固了所学知识,又锻炼意志,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感情。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大中城市的、殷实家庭出身的青年来说,在根据地所受的教育和锻炼,是脱胎换骨的、决定终身命运的难忘经历。 

根据地的教育限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极其艰难的办学条件,难免比较简单、不正规,从业务、技能角度而言的教学质量也不可能很高。但是,它所走过的办学道路,它对旧教育制度所作的改革探索,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今天我们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也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参考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切工作的灵魂,任何时候都不能失魂落魄。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学校一定要把育人摆在最核心的地位,坚持不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生首先学会做人,学会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解决现在为谁而学、将来为谁服务等根本性问题。然后才是育分,掌握知识、技术、业务、能力等问题。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严重削弱,普遍的失魂落魄。中小学分数第一,一切向钱看,金钱挂帅,学生课业负担和心理压力都很大,个人中心,不会做人,不会敬老爱幼,感情脆弱,意志簿弱,稍不如意就出走、自杀。在大学,则是另外一个极端,许多学生沉湎于网络,聊天或玩游戏,早晨睡懒觉,逃课;考试作弊,混个毕业文凭。另据报导,北大、清华,国家每年投入十几个亿,可是每年的毕业生半数以上都出国了。面对教育的现状,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究竟是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还是培养掘墓人?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任何时候都不应遗忘。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克敌制胜、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动力。学校和家长理应从小培养孩子的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经受挫折的教育,这对于孩子一辈子成长都很重要。可是,现在还有谁在讲艰苦奋斗?讲艰苦奋斗似乎就是思想保守,全社会奢糜成风,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盲目攀比,反映在孩子教育上是过分溺爱、有求必应,一个个都成了小皇帝、小公主,将来他们怎么能经风雨、见世面!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和坚韧不拔意志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各级各类教育部门都应把握。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有生命力,离开实践,理论只是空洞的教条,毫无意义。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不会运用,你只是个书呆子。犹太人有一个谚语说,如果你读了很多书,但是不会运用,你只是个驼了很多书的骡子。我们现在就是在培养这种只会驼书的骡子。中国教育有一个通病,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课堂教学,轻课外活动:重考试科目,轻非考科目。我们的学生考试成绩很好,在国际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奥林匹克竞赛中总是拿金牌、银牌。但是我们学生的操作运用能力,尤其是创造能力,远不如欧美国家的学生,这正是我们轻视实践所造成的,也是中外在教育观念、教育方法、教育手段上的差异的突出表现。还有一个事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1997-2008年32年间的1000余位高考“状元”中没有发现一位是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成就远远低于社会的预期。中国的大学数量,大学生数量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可是我们没有一所大学跻身世界大学100强,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师级人物,这就有了个钱学森之问:中国教育为什么出不了大家?我看除了中国教育体制、机制问题之外,恐怕与我们轻实践、忽视学生个性、创造性也有密切关系。所以,各级各类教育部门都应牢牢把握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坚持走开门办学的道路,让学校融于社会,真正创建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教育。(王恩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