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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论证决策始末

来源:党史天地  日期:2017-03-13   编辑:肖晗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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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审时度势,积极而又慎重地领导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决策。从建国之初开始论证到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其间40年论证,30年争议,记载着无数人的智慧和心血。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同黄河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沿江两岸的代代子孙。但她也是一条桀傲不驯、洪灾频发的河流。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185年至1911年,长江共发生大小水灾214次,平均每10年一次。1860年、1870年两次特大洪水,冲开了南北荆江大堤,两湖平原一片汪洋,百万生灵葬身鱼腹。1921年,长江洪水淹没农田5098万亩,淹死人口4。5万,汉口被水淹百日。1935年,洪灾再次降临,仅支流汉江遥堤坝溃口,一夜之间就死了8万人。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长江洪水再次肆虐,尽管人民政府带领沿江人民奋力抗灾,并启用刚刚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3次分洪,但华中重镇武汉仍被洪水围困3个月,京广铁路大动脉中断百天,3。3万人死于水灾,直接经济损失过亿元。长江流域人民每年雨季都提心吊胆。另一方面,全长192公里的三峡峡段山高崖陡、峡长谷深,蕴藏了3000多万千瓦的水电资源,正是兴建大型水利枢纽,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最佳河段。因此,从三峡河段着手,根治长江水患、兴利除弊,成为近代以来有识之士的共识。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了开发三峡的设想。1918年,他在《建国方略之二一一实业计划》中谈及对长江上游水路的改良:“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开始对三峡工程进行初步研究,这时又有人建议在三峡下游40公里处的葛洲坝筑闸壅水,利用水能。1932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拟定了葛洲坝、黄陵庙两处低坝方案,这是中国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进行的第一次勘测和设计工作。40年代,国民党政府曾与美国政府合作,对三峡进行了勘察和研究,并提出过建设高坝的具体设想。1944年美国垦务局工程师萨凡奇到三峡实地勘查后,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著名的“萨凡奇计划”。1946年国民政府与美国垦务局正式签订合约,由该局代为进行三峡大坝的设计。1947年5月,国民政府终止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的实施,撤回在美的全部技术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审时度势,积极而又慎重地领导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决策。从建国之初开始论证到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其间40年论证,30年争议,记载着无数人的智慧和心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峡工程40年的论证决策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新中国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勾画了三峡工程的蓝图,制定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三峡工程建设方针,组织广大科研人员进行了大量的科研设计与论证 

1950年,国务院成立了以林一山为主任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下称长委,1956年3月改称长办,1989年10月以后又复称长委),担负起统一规划长江治理、开发、建设的重任。 

1953年,毛泽东主席乘“长江”舰自汉口起东下南京,召林一山陪同视察长江3日。当他询问并听取了南水北调的可能性和长江流域洪水成因及对策的详细汇报后,便在地图上圈定了三峡,指着三峡峡口上问:“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并说“我早就想这个问题了”。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洪水之后,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更加坚定了建设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心。同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同志在从汉口到广水的列车上召见林一山,听取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行性汇报。1955年10——12月,以当时水利部李葆华副部长为首的由中苏专家143人组成了长江查勘团,国家各相关部委派人参加,对长江汉口以上干流和主要支流进行查勘。周恩来听了查勘结果汇报后指出,三峡工程具有“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三峡工程应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 

1956年6月,毛泽东在3次畅游长江之后,乘兴写下气势磅礴的诗篇:“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不仅抒发了他的宏愿,而且也坚定了水利建设者的信心和决心。1957年12月,周总理亲自题词:“为充分利用五亿四千万千瓦的水利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 

但是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国内意见并不一致。1956年,促进和反对三峡工程的两派在报刊上公开论争。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要求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将持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接到南宁。毛泽东在肯定修建三峡工程必要性的同时,又充分吸取不同意见的合理部分,提出“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三峡建设方针,并请周恩来挂帅,以加强对三峡工程的领导。 

2月底3月初,周恩来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实地勘察三峡工程的预选坝址——南津关和三斗坪。

根据周恩来考察的结果和专家讨论的意见,同年3月的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1958年3月29日,成都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乘坐“江峡”轮由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址。他在驾驶室观察地形和河势,并对身旁的船员说:有些地方航道仍然不好,要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4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说,“我们准备在三峡筑一个水库。准备工作需要5至7年,连筑成就要15至20年”。“这将是我们的第一个大水坝”。 

1958年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北戴河长江流域规划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要求在1958年底完成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并提出“为1961年开工做好准备”的要求,这次会议还批准兴建三峡试验坝——丹江口水利枢纽,为三峡工程建设开辟通路。 

1959年,按照中央成都会议决定,长办正式提出三峡枢纽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报告,成立了由国家科委、中科院牵头的三峡科研领导小组,全国先后有200多个单位上万名科技人员参加了科技大会战考察设计。5月,专家们在武昌一致通过选用三斗坪坝址。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已具备开工条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国经济出现困难,党中央着手调整国民经济,决定放缓三峡工程建设进程。同时,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霸激烈。接踵而至的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毛泽东十分担心国家的安全,没再顾及上三峡工程。但在1970年他批准了先上葛洲坝工程。

1970年,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党中央决定先修葛洲坝作为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完成葛洲坝工程建设的同时,正式开始了三峡工程的设计论证。1984年,国务院批准了长办提出的低坝方案,三峡工程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了 

1970年9月,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写了《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会,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情况汇报。周恩来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在“四五”计划期间,三峡和葛洲坝两个工程不可能同时都上。24日,周恩来将武汉军区、湖北省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等,呈送毛泽东。周恩来在写给毛泽东的信及报送的《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中,说明了葛洲坝工程酝酿、论证情况,提出在“四五”计划期间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可行的;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毛泽东“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 

12月26日,毛泽东在77岁寿辰的这天,看了周恩来的信和《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批示:赞成兴建此坝。根据中央的决策,1970年先在长江三峡下游修建反调节水库——葛洲坝工程,同时加紧对三峡工程的补充研究。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总体工程的一部分,于1970年12月20日开工,1971年初主体工程上马。 

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建设中暴露出施工质量、设计分歧等很多问题,坝基地质层里发现了泥化夹层,再加上施工中出现了严重的质量事故,如果继续建设将导致严重后果。周总理得知后,虽然他已重病在身,仍于1972年11月3次亲自听取汇报,并果断地决定大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工程必须停下来!”要求进一步修改设计。同时决定改组工程领导机构,成立由林一山主持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制定设计方案,解决各项技术问题。委员会直接对国务院负责。 

周总理强忍病痛的折磨,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会议,用长达30多个小时的时间,听取了李先念、余秋里、粟裕、钱正英、张体学、林一山等关于葛洲坝方方面面的情况汇报。强调指出:对这项工程,要抱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修葛洲坝要成为三峡大坝的试验坝。他说:“葛洲坝是万里长江第一坝,这里出现的问题不处理好,在三峡同样会出现。”在限期修改设计,进行施工准备的命令下达后,病卧床榻的周恩来仍然反复念叨着一句话:“一定要把葛洲坝建设好,这样才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经过修改设计,解决了一系列重大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1974年第四季度工程复工。1985年葛洲坝大江工程基本建成。 1989年12月发电厂最后一台机组投产发电。至此,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成。在曲折中建成的葛洲坝工程,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促使三峡问题的决策走上了一条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更加实事求是的轨道。 

1978年,长办提出补充设计报告对低蓄水方案做补充研究,并再次确定三斗坪为三峡坝址。长江三峡的水利枢纽工程才正式进入论证阶段。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琤等人的陪同下,从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 

一路上,魏廷琤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当汇报到当年周总理确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时,邓小平表示赞成,并指出葛洲坝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上。 

船行进到三峡,邓小平又将魏廷琤叫到船头会议室,一面观看两岸,一边谈三峡工程建设问题。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和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做了了解,特别是和葛洲坝工程的对比询问得更为详细。他还特别问到,三峡工程会不会出现黄河三门峡工程出现过的泥沙淤积问题。魏廷琤把他所知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详细汇报。邓小平还问到三峡工程资金筹集问题。魏廷琤提出可用葛洲坝发电收入作为三峡建设资金,如果每度电0。1元,葛洲坝年发电160亿度,可得16亿元。 

船到宜昌后,邓小平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邓小平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他指示现在工地的各项设施以及机械设备将来凡是能用之于三峡的都要用上,那时不要再重复搞一套,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浪费。在葛洲坝参观时,施工的同志汇报了工程施工情况,邓小平参观后比较满意。 

邓小平对修建三峡工程后船只航行有无影响也很关注。当他了解到修建三峡大坝以后航运不致受到阻碍,而有利方面是主要的,放了心。 

邓小平到武汉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在会上,邓小平指出: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哪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决。他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在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后,为适应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对能源的要求,结合改善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航运条件,国务院领导同志认识到应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但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尽量减少水库淹没,建设规模要适当,三峡工程建设方案采用低坝方案—一正常蓄水位为150米。经过国务院16个部委和鄂湘川3省以及58个科研施工单位、11所大专院校的专家的努力,编制了正常蓄水位为150米的综合利用方案的可行性报告。 

1983年,由国家计委组织审查这项报告。1984年4月,国务院初步确定三峡工程实施蓄水位为150米的低坝方案。葛洲坝集团公司迅速组织一支900人的施工队伍,欢天喜地、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三峡工地;三峡省筹备组也宣告成立;三峡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相继紧锣密鼓地展开。

面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1986年6月,党中央果断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重新论证。历时两年8个月的重新论证,得出了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的结论,大坝正常蓄水位从150米提高到175米。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按照依法治国的方略,将三峡工程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经过40年论证的三峡工程最终由全国人大拍板决定上马 

1985年,三峡工程问题引起全国各界人士关注。三峡工程上或不上、早上或晚上、高坝或低坝等各种不同意见相继提出,探讨中涉及三峡工程对长江的泥沙淤积、生态环境、水库移民、经济影响等一系列问题。随着各种意见的提出,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也逐步深入。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后,特地把李鹏留下,询问三峡工程情况。李鹏汇报了三峡建设的安排,以及三峡工程中争论比较大的两个问题——泥沙淤积和坝高,并着重介绍了1984年底重庆提出的“180米”方案,即中坝方案。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指出: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过去是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米”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 

就在三峡工程紧锣密鼓进行开工准备的时候,全国政协副主席、93岁的孙越崎率众考察三峡,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长篇调查报告;一些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言论,撰写文章,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海外也对此迅速作出反应。邓小平和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博朝枢,在回答他关于三峡工程的问题时,邓慎重地说: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4月3日,李鹏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记者关于三峡工程情况的提问时,也作了回答:三峡工程是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的一项伟大的工程,对这项工程,中国政府的态度既是积极的,又是非常慎重的。现在还没有就这项工程是不是正式开工作出决定。 

1986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15号文件,即《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由水电部负责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这次,国务院从全国65个单位、部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抽调412名专家时,不仅着重吸收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参与,而且还将方方面面的不同意见印成7大本资料,人手一册,分发给全体专家讨论、参考。最后形成14个专题论证报告。据此,1989年5月,《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审议稿)》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通过,并于当年7月上报国务院审查。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报告提出的三峡工程实施方案是:坝高185米,蓄水位175米。此项报告的完成,使论证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1989年7月21日,江泽民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26天,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三峡,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又考察三峡大坝坝址,察看荆江大堤。他从沙市顺江而下的船上,详细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专题汇报;到了武汉,又参观了三峡水库泥沙模型试验。4天时间,他边看边听边问,从三峡工程的效益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了解得非常具体。这次实地考察,进一步坚定了他的决心:三峡工程要争取早日上马,把几代人的伟大理想变为现实。 

1990年,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后,组成审查委员会。7月,以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成立;至1991年8月,委员会通过了可行性研究报告。 

1992年2月2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决定将这个议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92年4月2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三峡工程终于被列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 

三峡工程从提议到论证的全过程,党和国家采取了长期准备、慎之又慎的策略,全国许多科研机构、勘测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和地方政府都先后参加,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期间,国内有的部门和一些人士对三峡工程建与不建、早建与晚建提出不同意见。其他一些国家传媒对我国三峡工程之争亦大肆渲染。党中央对这些意见都非常重视,要求不断加强扩大论证。有人曾问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著名水电专家潘家铮:“谁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回答是:那些反对三峡工程和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的人贡献最大。确实,回顾三峡工程论证的全过程,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学者,从另一个方面使工程避免了盲目,使设计更加细致、精确、稳妥和成功。 (陈红其 杨兴元 向宗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