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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湘鄂西苏区历史中的实事求是精神

来源:湖北党史网  日期:2017-03-13   编辑:肖晗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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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回顾党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的胜利;所遭受的一切挫折,也恰恰是背离实事求是思想的恶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贺龙、周逸群、万涛、段德昌等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过程,同样闪烁着实事求是思想的光芒。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回顾党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的胜利;所遭受的一切挫折,也恰恰是背离实事求是思想的恶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贺龙、周逸群、万涛、段德昌等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过程,同样闪烁着实事求是思想的光芒。

一、湘鄂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是践行实事求是的生动体现

1、抓住有利战机,适时调整作战计划 

1927年11月,党中央同意贺龙“回湘鄂西搞队伍”的要求,并决定由贺龙、周逸群、柳直荀等五人组成湘西北特委,到湘西北组织游击战争。1928年1月中旬贺龙、周逸群抵达武汉。这时,湖北省委正在组织武汉三镇的暴动,经省委请求,贺龙担任暴动总指挥。但在暴动前夕,敌人得知暴动计划,暴动未发动。贺龙、周逸群便带史施元、卢冬生等10余人18日离汉,乘小火轮溯江而上,按计划向湖南津市起航。贺龙一行为什么没有直接到达津市?原来,当船行驶到监利观音洲时,贺龙从船上水手中了解到,观音洲有一支团防队伍,10多个人,10多支枪。根据实际情况,贺龙决定抓住有利战机,以“拜客”的名义,找团防队 “借枪”。缴了团防队的10多支枪,200多发子弹后,21日,贺龙一行抵达监利反嘴,与贺敬斋带领的100多人的队伍会合。贺龙、周逸群带领特委在反嘴过春节期间,依靠当地群众,调查了解到大土豪李振涛欺压农民,打劫长江过往商客的情况,特委立即为民除掉了李振涛,振奋了群众的情绪。随后,特委率领贺敬斋部北移监利下车湾,在朱河镇与下车湾之间的长江上袭击了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军火船,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和数万发子弹,改善了自己的装备。 

贺龙、周逸群在由武汉到湘西北的途中,缴团防队的枪,除掉大土豪,袭击军火船。每一次战斗都是从实际出发,调整原定计划,抓住战机,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案,连战连捷,在洪湖地区荆江两岸,拉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 

2、运用有利条件,顺势发起年关暴动 

贺龙、周逸群与贺锦斋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后,随即与监利、石首、华容、沔阳等县委取得联系。此时,活动在周河湾一带的共产党员李铁青、娄敏修等闻讯赶到下车湾,介绍了洪湖岸边的斗争情况。贺龙、周逸群等经过仔细调查,决定特委暂时留下来,与当地党组织联合开展年关斗争,待打开局面后再按中央原计划赴湘西北。这是因为,洪湖地区具有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八·七”会议后,湖北、湖南省委派出一批干部,分赴各县组织和领导湘鄂西地区秋收暴动,洪湖地区在两三个月内就有戴家场、剅口、周河湾、邹码头、弥陀寺、塔市驿等多处小规模秋收暴动,这些暴动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特别是锻炼提高了党组织的领导能力,组建了数支农民武装,为创立工农红军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 

贺龙、周逸群从实际出发,顺应洪湖地区若干星火暴动汇成燎燃大火的趋势。经过与监、石、华、沔县委共同商量,决定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并提议会同鄂中地区起义军攻取监利县城。月底,鄂中特委派肖仁鹄率工农革命军200余人到达监利下车湾,与吴先洲领导的石首农民革命军和贺锦斋领导的监利游击队会合,三支革命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十九路军,贺锦斋任军长,由贺龙统一指挥。 

工农革命军成立后,游击于监利、华容、石首等地,所到之处,打土豪,分浮财,废租捐,焚契约,宣传土地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深受广大群众拥护。到2月中旬,共毙俘地主武装和土匪2000余人,革命军发展到1000余人。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使“所有邻近之沔阳、汉川、潜江、公安、南县等地农民,均大动起来。反动派方面,恐怖异常,虽各地有驻军防范,但多不敢出地区一步”。 在工农革命军连战连捷的鼓舞下,湘鄂西20余县掀起了年关暴动的高潮,公安、石首、江陵、沔阳、潜江、汉川、咸丰、巴东、石门等县党组织和游击队均有较大发展。 

3、依托有利地形,逐步形成武装割据 

湘西北特委领导的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取得了一定胜利之后,没有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农村转移,于1928年2月18日,攻打监利县城。由于侦查的情报与攻城的实际相差甚远,敌强我弱,攻城失败。2月下旬,湘西北特委在石首焦山河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方针。经过争论,最后决定,一路上山,由周逸群、贺龙按照党中央原定计划,带领贺锦斋、李良耀等10余人前往湘西;一路下湖,由肖仁鹄率鄂中武装返监利、沔阳。会议约定各路分片发展,日后在松滋、公安一带会师。 

湘西北特委作出的上山下湖的决定,符合实际情况,有利于依托地理优势,创建湘鄂西苏区。为什么要上山下湖?因为,其一,山区湖区地距中心城市较远,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易于形成武装割据。其二,上山,湘鄂边山岳相连,树林峡谷之间便于隐蔽,尤其是贺龙在桑植地区威望高影响大,能够收集分散的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下湖?洪湖南枕长江,北倚汉水,地理位置重要,境内河湖星罗棋布,芦苇遮天盖日,物产丰富,是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好地方。对此,毛泽东后来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区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历史事实正是如此。1928年3月上旬,贺龙、周逸群一行到达桑植洪家关,联合贺龙亲友或旧部属领导的十几支互不辖属的派系武装,经过艰苦的教育,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3月下旬,工农革命军3000余人发动桑植起义,攻占县城。5月初,湖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将起义武装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年4月,国民党陈渠珍部向桑植城和洪家关发起进攻,经激烈奋战,桑植城和洪家关失守,队伍大部分失散,周逸群与贺龙失去联系。贺龙一方面总结失利教训,同时继续聚集革命力量。红四军几起几落,百折不挠,通过整顿整编,使红四军迅速发展到4000多人,其“声势之大,确使湘西敌人发抖”。同时,学习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巩固和扩大了湘鄂边苏区。 

1928年4月底,周逸群和贺龙失去联系后来到洪湖地区。5月底,重新组建了鄂西特委。新的鄂西特委和周逸群、段德昌、万涛等领导人在党的六大精神指引下,联系本地区实际,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创造性地开展洪湖地区游击战争。1929年8月,洪湖游击总队(又称鄂西游击总队)成立,洪湖根据地进一步扩大。12月中旬鄂西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峰口将洪湖游击总队升编委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下辖两个纵队。1930年2月5日,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在监利汪家桥会师,正式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4月中旬,鄂西特委在石首调弦口召开五县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宣告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成立。洪湖革命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湘鄂西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丰硕成果

1、贯彻中央精神,联系本地实际,建立洪湖苏区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于1928年秋至翌年春,传达到鄂西地区。鄂西特委为了贯彻“六大”决议和中央指示,于1929年3月6日至7日,在江陵沙岗召开了鄂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正确运用“六大”精神,总结工作,认识了应克服的缺点错误;划分了发展游击战争的第一、二、三区,领会了游击战争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是要做群众工作;组织上健全了特委领导机构。因而,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为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鄂西特委和周逸群、万涛、段德昌等领导人在斗争实践中贯彻“六大”精神,由于深入各地,从实际出发,所以,能够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使得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有很大的进展。到1929年夏以后,“在监利和洪湖附近一带,纵横约五六十里,完全成为割据的形势,很能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为了总结经验,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以夺取新的胜利。于1929年12月间,在石首袁家铺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鄂西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前,特委根据党中央《关于鄂西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工作的决议》精神,结合实际,拟出了各项决议的草案。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广泛联系群众,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12个决议文件。这些文件,体现了“六大”精神,符合鄂西地区革命斗争的实际,对鄂西地区革命斗争的继续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鄂西特委及周逸群等领导人把中央精神与本地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在党组织建设与党群关系上,提出:“党在目前的总任务是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团聚在党的周围。”党领导下的赤色武装与广大群众间血肉相联、鱼水相依的关系,是鄂西游击队和革命割据得以逐步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军事上,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游击战术。“避其锋芒,击其无备”、“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人多则跑,(敌)人少则搞。”等等。在根据地的创建上,提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波浪式发展”的正确方针。正是这些符合实际的方针和策略,指引洪湖地区的军民经过艰苦英勇斗争,逐渐创建和形成了武装割据的洪湖根据地。 

2、抵制冒险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巩固洪湖苏区 

在洪湖根据地形成的同时,湘鄂边根据地已初步形成,红四军也得到很大发展。1930年2月,鄂西特委派副书记万涛抵达鹤峰,向贺龙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红四军东下与红六军会师的指示。贺龙率领红四军自3月初开始,经三次东征,于7月4日在公安县城南平与红六军胜利会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红四军改称红二军。7日,红二军、红六军前委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两军统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组成红二军团党的前敌委员会。 

1930年7月中旬,红二军团前委在江陵普济观召开会议,会议认为:要充分利用统治阶级内部分裂的有利时机,发展洪湖苏区的割据形势,使分散的各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为此决定以三个月为期,首先集中力量,拔除洪湖苏区范围内的“白点”,肃清反动民团武装,以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然后向荆门、当阳、远安以至南漳、谷城发展,使洪湖根据地得以巩固并与襄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发展兴山、秭归、巴东,与湘鄂边连成一片,逐步把鄂西根据地连成一体,从而控制江汉地区,使红二军团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后方。 

会后,红二军团分两路向东北挺进,扫除了若干个据点,于7月29日占领潜江县城。至此,洪湖地区的监利、沔阳、江陵与潜江等苏区连成一片。事实证明,普济观会议的决定,符合党的六大提出的“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现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精神,符合洪湖地区的斗争实际,是巩固扩大湘鄂西苏区的正确行动计划。 

就在红二军团按照普济观会议决定,扫除洪湖苏区白点取得节节胜利时,中央军委巡视员兼长江局军委特派员柳直荀和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坚持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方案,他们不同意普济观前委会议决定,要求红二军团攻打沙市。为了执行长江局及鄂西特委的指示,红二军团于9月4日回师攻打沙市。由于守敌防守严密,工事坚固。经一昼夜顽强战斗,终不能克,红军伤亡达千余人。攻打沙市失利的惨痛教训,并没有使长江局军委特派员和鄂西特委负责人接受贺龙和周逸群关于巩固洪湖苏区的正确主张。这时,湖北省委又命令红二军团去打武汉,配合鄂豫皖等地红军,以实现湖北省首先胜利的目的。红二军团在执行上级指示的同时,兼顾当前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结合实行普济观会议确定的方案,在两个多月的转战中,扫除了洪湖根据地内大部分白色据点,发展了洪湖苏区。 

3、巧避“左”倾压力,共商务实方案,发展洪湖苏区 

周小康、柳直荀不理解,也不满意红二军团按普济观会议确定的方案作战,并多次向中央报告红二军团的行动。为了纠正红二军团不盲目服从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倾向,党中央派在党内有很高威望的邓中夏来到洪湖根据地。 

1930年9月20日,邓中夏在监利周老嘴主持召开红二军团前委军事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红二军团渡江南下,配合一、三军团进攻长沙的指示。这时,普济观会议决定的“拔除白点,苏区连片”的方案正在实施之中,邓中夏传达的中央指示与普济观会议的方案显然有矛盾。周逸群认为,置多年辛辛苦苦创建的洪湖根据地于不顾,全军驱使于路途遥远的长沙,实在不符合洪湖根据地的实际,不符合游击战争的原则。贺龙也赞同周逸群的意见。会议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的讨论。为了取得邓中夏的支持,周逸群、贺龙既坚持从实际出发,又发挥高超的政治智慧,煞费苦心地提出了一个方案,从存在矛盾的两个行动计划中找到共同点。这就是红二军团在渡江南下之前先攻监利县城。攻下监利县城既是执行中央渡江南下指示的具体行动,也符合普济观会议的方案,邓中夏表示同意。在讨论如何攻城时,大家畅所欲言,非常兴奋,取得了共识。 

1930年9月22日,红二军团在10万农军配合下攻占监利县城,歼敌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攻打监利县城的胜利,是红二军团成立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更是红二军团前委巧避“左”倾中央的压力,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巨大胜利。监利县城的攻克,进一步巩固了洪湖根据地,扫清了通往洞庭湖和湘鄂边的障碍,使洪湖苏区和湘鄂边苏区连成一体。1930年9月24日,鄂西特委与红二军团前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湘鄂西特委。10月16日,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在监利县城茶庵庙举行,选举成立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湘鄂西特委和苏维埃联县政府的成立,使湘鄂西根据地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并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制定统一的政策和策略,为湘鄂西苏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

三、湘鄂西根据地的挫折与丧失是违背实事求是的血泪教训

红二军团攻克监利县城后,按照中共中央下达配合一、三军团进攻长沙的“左”倾指示,于1930年10月18日,南渡长江夺取南县、华容县城,开始了南征作战的艰难历程。就在红二军团南征期间,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1930年末,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同时,集结3万以上兵力,向洪湖苏区发起“围剿”。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湘鄂西特委果断采取了符合实际的正确措施,动员全党,依靠洪湖苏区久经锻炼的群众,组织革命武装,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1931年3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往湘鄂西根据地的夏曦到达洪湖地区。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期间,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1、路线上照搬“城市中心论”,脱离基本国情 

1932年1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控制的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定》,夏曦领导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为了贯彻上述决定,召开了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再一次肯定了所谓以最大努力和鄂豫晥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京汉路,会师武汉的方针,并且把它作为湘鄂西苏区的基本发展方向。大会后,红三军的军事行动,完全是按照这个冒险主义的方针进行的。这种脱离实际,不顾主客观条件错误方针,使红三军一再失利,损失重大。对于“左” 倾错误,“红军中的干部和地方党曾经进行过反复的斗争,但由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这些斗争同红军取得的多次胜利,都未能挽救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失败局面”,以致无法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正当洪湖苏区军民艰苦战斗的时候,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要求红军集中攻打中心城市而离开,鄂西北和巴兴归根据地,在敌人重兵进犯下而完全散失。 

2、军事上主张强打硬拼,否认游击战术 

1932年3月底,按照湘鄂西省军委计划,红三军在京山瓦庙集7天7夜的阵地战,虽然消灭敌人一个营,击落敌机一架,但红军伤亡1400多人。5月23日,在天门张家场与敌激战8天8夜,红军损失近千人。这都是执行“左”倾冒险错误路线血的教训。与此相反,段德昌坚持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1932年6月上旬,率红九师在监利新沟嘴边打边撤,诱敌深入,围歼敌范绍增部3个团,俘虏3000多人,缴枪2000余支。新沟嘴战斗胜利的事实证明,段德昌领导红三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是打败敌人,保卫苏区的正确方针。但是,“左”倾错误方针的推行者无视铁的事实,依然强调贯彻执行湘鄂西党的“四代会”的决议,要全力进逼武汉,饮马长江。后来,敌人第四次“围剿”步步紧逼,苏区逐渐缩小,夏曦又反对贺龙、段德昌等军事干部提出集中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意见,提出“两个拳头打人”的方法,实行分兵把口,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最终洪湖苏区反“围剿”斗争失败。 

3、组织上大搞肃反运动,削弱革命力量 

在敌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紧急时刻,“左”倾领导人在革命内部大规模地肃反,给根据地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损失。其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政军领导人受到错误的处理和诬杀。段德昌在红三军退出洪湖,转战湘鄂边后,根据自己多年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的经验,提出“打回洪湖,再图发展”的主张,却被夏曦加上了“分裂红军”的罪名,当作“改组派”杀害,牺牲前,段德昌沉痛而坚定地对红军战士说:“共产党员砍脑壳也要讲真话。”其二,“左”倾领导人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对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万涛、潘家辰等对夏曦的错误提出了批评,要求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湘鄂西苏区具体情势的斗争策略。后来被当作“改组派”遭杀害,使所谓“改组派”多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为反动派最后绞杀根据地帮了大忙,成为湘鄂西根据地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三,“左”倾领导人在大敌当前,不是考虑如何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而是把肃反作为最紧迫最突出的任务,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革命骨干,遭到错误杀害和处理,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红军失去了大批优秀的指挥员,极大地妨碍了反“围剿”斗争。其四,乱捕、错杀使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整个革命队伍中充满了恐怖气氛,这就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挫伤了革命的元气,最后使得苏区丧失,红三军被迫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湘鄂西根据地一片一片逐渐丧失殆尽。直接原因是敌人发动第四次“围剿”。根本原因是湘鄂西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完全背离创建和发展湘鄂西根据地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湘鄂西苏区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革命斗争就胜利,根据地就发展;什么时候背离实事求是,革命斗争就失败,根据地就丧失。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历史的成功经验与血泪教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断夺取新的胜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阔步向前。(钱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