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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监察委员会武汉诞生记

来源:党史天地  日期:2017-03-13   编辑:肖晗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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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江奔腾不息,岁月风云变幻,共和国已经走过了最艰辛的那段岁月,驻足大桥遥望东逝的江水,不禁想起发生在江城的革命岁月。相信历史不会忘记,江城人也不会忘记,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有着这样一群热血青年,为着共同的革命理想聚集在江城——武汉,为的是今日的安宁与繁华。在这样的历史篇章中,或许很多人知道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却不一定知道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诞生在武汉,在中国共产党纪律监察历史的篇章上,武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探寻故事的发生,一切都还要追溯到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

长江奔腾不息,岁月风云变幻,共和国已经走过了最艰辛的那段岁月,驻足大桥遥望东逝的江水,不禁想起发生在江城的革命岁月。相信历史不会忘记,江城人也不会忘记,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有着这样一群热血青年,为着共同的革命理想聚集在江城——武汉,为的是今日的安宁与繁华。在这样的历史篇章中,或许很多人知道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却不一定知道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诞生在武汉,在中国共产党纪律监察历史的篇章上,武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探寻故事的发生,一切都还要追溯到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 

重提“五大”,身处和平年代的人都会好奇当时的共产党员是怎样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从天南地北汇聚到武汉的。许多年后,曾经参加过中共“五大”的陆定一老先生给出了答案。陆老先生忆到:“长江沿岸很不平静,中国招商局的轮船随时都可能被军队拦截……从南京到武汉的沿途城市被蒋介石等控制……一过九江,许多乘客都活跃起来了,开始高谈阔论,他们的政治水平超乎寻常,有人对时局了如指掌……原来,乘客中有许多革命者,李立三、罗亦农、王荷波、王明、维经斯基及共产国际代表等都在这条船上。”共和国的精英分子同乘一条船,穿越蒋介石等军阀控制区,奔赴武汉参加“五大”。

盛况空前聚“五大”

中共“五大”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4月27日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风雨操场举行开幕式。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等90多人参加会议,代表着5790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都出席了会议。共有列席代表和来宾共200多人。 

“五大”召开期间,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瞿秋白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五大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监察机构。正式委员7人,有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张佐臣、刘俊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3人,有杨培森、肖石月、阮啸仙。这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保持队伍纯洁,为实现民族解放的坚强决心。从此以后,一个当时只有5万多人的党高举勤廉为民的鲜明旗帜发展到今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我们的党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起了一面高高飘扬的勤廉为民的鲜明旗帜,标志着我党内部从个人抵制腐败走向党组织群体自发拒腐防变的提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纪律检查专门机构的诞生在我党历史上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1927年的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期,在自身建设发展方面还处于摸索和学习借鉴苏联(今俄罗斯)共产党的阶段。 

我们的党在成立初期就表现出了良好的学习和成长能力。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诞生,脱离不了当时的国际环境,当时的党还是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发展的年轻的党,同时在成长中坚持着自己的那份革命理想。早在列宁时期,苏联共产党就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履行着党内民主监督和保证肌体健康的职责。其监察委员会成员由受党培养时间最长、具有10年以上党龄、最具有修养、最有经验和最大公无私,并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设立建设机关的成功经验,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启示,也为在“五大”会议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埋下伏笔。 

国内革命发展形势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从1921年“一大”到1927年“五大”召开期间,我们党的规模迅速扩大,党员人数从一大时的50多人发展到“五大”召开前的5万多人,反映出我们党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这些变化都是在迅猛发展的革命大形势下,党十分重视党员发展工作的结果。在大量吸纳成员的同时,不可避免混进一些不纯分子,这些人数虽少,但严重影响我党的声誉。同时,建党初期,党内民主还不十分健全。独断专行,侵吞公款,化公为私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这6年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生党在革命的洗礼中自身发展规模逐渐增大。从党员发展人数看,在大革命时期党员人数增长明显快于之前的发展。1921年7月召开中共“一大”时全国有50多名党员;1922年7月召开中共“二大”时全国有195名党员;1923年6月召开中共“三大”时全国有420名党员;1925年1月召开中共“四大”时全国有994名党员。1925年10月,全国大约有3000名党员。大革命高潮时期的1926年7月,党员人数便增加到了1。3万多人。短短9个月时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9000多人。1927年5月,党员人数为57967人,比“四大”时增加了57倍。 

党员人数的激增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在大革命期间,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各地工会、农协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罢工运动和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支持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根据革命形势需要,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忽略了对入党人员的考察教育,有地方甚至突击发展,如湖北举行征集党员,一次加入者就达2000人。这样难免忽视了对党员素质、队伍构成的审查,队伍中混杂的不良分子,对党组织产生潜在危害。 

正是在革命高潮中需要大量党员力量的情况下,出现了极少数投机者、腐化者,出现了侵吞公款、化公为私等贪污行为,败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与威望。1926年8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第一个反腐文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在这个文件中,中国共产党已清醒看到在发展党员中存在的问题。通告指出:“一年以来,在革命高潮中,中国共产党有了较快发展,这自然是一件可喜的现象。但同时投机腐化分子之混入,也恐是一件难免的事,……这些投机分子尚不能动摇我党的政策,致使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弊端。……此种分子近来各地均有发现。” 

在中共“五大”召开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楚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中共“五大”上提出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意图更加明确,便是保证党的纯洁性,杜绝腐败。 

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人员配备和地位赋予上,党中央都给了充分的重视和支持。但是由于革命年代形势严峻,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并没能持续完成自己的使命。委员们在斗争中牺牲、停职等使得中央监察委员会失去了运行的载体。 

由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逆转直下,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中,王荷波、许白昊、蔡以忱、杨培森、萧石月等在中共“五大”后一年多先后牺牲,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几近中断和解散。 

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情况

王荷波,1927年4月下旬,乘轮船离开上海抵达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10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王荷波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逮捕。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被害于北京安定门外箭楼西边。 

张佐臣,1927年4月下旬,化装夹杂在人群中,从上海乘轮船到达武汉,作为中共上海代表团成员,参加共中央“五大”。6月底在上海总工会秘密机关被捕,7月初就义于上海龙华。 

许白昊,1922年6月至1927年8月一直坚持在武汉工作。尤其是在“二七惨案”后,仍潜留在武汉坚持斗争。曾在1924年5月在汉口被捕,数月后出逃,仍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1928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2月17日因叛徒告密被捕。1928年6月6日在上海英勇就义。 

杨匏安,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先驱者之一,曾有“北李南杨”之说。1927年5月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久参加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1931年7月,杨匏安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拘押在龙华监狱,最后壮烈牺牲。 

刘峻山,1927年参加“五大”,被选举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85年病逝。 

周振声,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蔡以忱,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7月中旬,因叛徒出卖,在常德中共湘西特委机关被捕,被杀害。 

阮啸仙,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继续当选中央委员。1935年3月6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杨培生,1927年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6月,由于叛徒出卖,在沪被捕,7月牺牲。 

萧石月,1927年4月缺席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5月28日途经晏家冲遭到叛军的伏击,指挥工人武装进行激烈战斗,壮烈牺牲。 

“五大”中成立的监察委员会由于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监察委员会并没能开展工作。但决定设立监察委员会并对党纪方面作的一些规定,为后来党组织的监察机构的继承和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从中央监察委员会到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演变,也反映出了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的作用。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开创我党历史上纪律监察机构设置的先河,初步形成了一套以两委(中共中央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基本平行、互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行使监督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模式,为以后中央纪律检查机构行使权力打下基础。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有利于党在严峻的革命环境下,从整体上保证党员的革命性,是党在革命时期坚持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表明了任何时候,党内的贪污腐化现象都不是中国共产党固有的,党对于贪污腐化问题,敢于揭露并坚决地加以清除,决不姑息,也表明了党对贪污腐化分子坚定不移的斗争立场和方针。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使党组织内部的整顿有章可循,能够主动清洗党内贪污腐化分子,保证了党的队伍的纯洁性,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推动了革命的胜利发展。(鲁  明  徐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