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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

来源:史学月刊  日期:2017-03-02   编辑:肖晗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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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鄂豫皖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同其他建设事业一样,是伴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而产生的。

鄂豫皖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同其他建设事业一样,是伴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而产生的。 

一、教育事业的创办和发展 

1.发展教育事业的措施 

由于鄂豫皖边文化教育十分落后,而仅有的一点教育也是国民党用来教育地主、资产阶级子弟,培养剥削工农群众、镇压革命运动的反动人才的。为了发展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培养革命人才服务于革命战争,苏维埃政府在颁布的《文化教育政策》中,号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发展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明确规定:对工农分子实行免费教育;对地主、商人及一切依靠剥削别人的分子,征收特定额的学费;设立各种学校,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去参加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事业。为了发展革命教育事业,苏维埃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 

首先是设立文化教育管理机构,把教育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克服教育经费困难。1929年12月颁布的鄂豫边苏维埃组织法中就规定,县苏维埃政府中成立文化教育委员会,乡苏维埃政府设文化委员,负责文化教育宣传方面的工作。1931年7月召开的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重申:文化教育委员会是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常设机构,办理苏区内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一切事务。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立学校教育科,专门负责整理和创办各类学校、教师养成所及审查学校教师资格等。文化教育委员会还负责审查各种教材,统一教材内容,严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据,编定各种规范课本。为了落实苏维埃政府关于教育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自上而下地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了各种教育行政制度和教学政策管理。在根据地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也没有忘记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同时,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划出一定的款项来做文化教育工作。除了政府拨款外,还向剥削阶级子弟征收特定的学费,组织学生勤工俭学筹集经费。1932年5月以后,鄂豫皖省文化教育委员会决定对入学儿童仍收相当学费,其中以中农为标准,贫农和雇农子弟只收相当中农的五分之三,而富农子弟则是中农的三倍以上。 

其次是培养教师队伍,解决师资困难。由于根据地原有的教育基础比较薄弱,教师也很缺乏,而那些教师主要来源于旧塾师。他们不仅人数少,思想也很守旧,不能适应根据地革命教育事业的需要。另外,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还有不少农村里比较新进的知识分子,统统参加了党或苏维埃工作,教师人才就更为缺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以下办法:对旧学校的教师给予教育、改造和使用:广泛吸收根据地以外的革命文化工作者来当教师;举办师资培训班,大批培训教师,充实师资队伍;聘请党政军干部兼任教师;建立赤色教师联合会,研究学术以充实教材和良好教学法、管理法。为了使广大教师安心教育工作,苏维埃政府十分关心教师生活。本地教师待遇同脱产干部一样,政府还分给土地,并组织群众为他们代耕;外地教师的粮油由当地政府供给,并发给一定的薪水。党和政府还特别注意提高广大教师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采取轮训班、报告会、座谈会,编发政治问题小册子等形式,使他们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交流教学经验。 

其三是重新编订教材,适应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需要。因为旧学校的教材充斥了“三民主义的、孔孟之道的、耶苏教会的以及一切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材料”,所以必须重新编写、审定新的教材。新的教材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根据这个原则,根据地文化教育部门组织编写了许多新式教材,其内容既体现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针,又适应学生的年龄、水平和学习时间的需要。

2.鄂豫皖苏区教育事业的特点 

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多为知识分子,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了教育事业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因此在根据地创建以后,一直非常重视教育工作,制定了许多发展教育的政策,认真解决教育工作的实际问题,使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是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实行普及教育,创办免费的学校,专门教育工农子弟,把他们培养成为工农谋利益,建立苏维埃和革命的领导者,是苏维埃政府的重要政策。根据地的普通教育包括列宁模范小学、列宁高级小学、列宁小学等。列宁小学一般以自然村为主,一村一所,每个乡苏维埃所在地都设立三四所。每个县、区都办有一所模范小学;学生不脱离生产。每县设立一所列宁高级小学。普通教育是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基础。同时,苏维埃政府还十分注意培养专门人才的专业教育建设。这些专门学校有红军学校——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彭杨军事政治学校)、财经干部学校、农业学校、红色医务训练班、无线电通讯学校等。 

二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苏维埃政府不仅重视学校教育,而且对社会教育也很下功夫。由于在根据地建立以前,边区文化教育非常落后,文盲比例很大。根据地建立后,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使之更好地担负战争和支援战争的任务,便成为根据地文化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任务。因此,党和苏维埃政府要求乡机关驻地和每个列宁初级小学,在附近负责设立一所贫民夜校及通俗演讲所、读报班,以扫盲为中心,开办了许多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和各种业余补习学校,另外还有列宁室、读报班、演讲所等。夜学村村办,不收学费,农民上夜学十分踊跃。霍山县第二区92个村,村村办夜学,入学人数达万人之多。1931年前后,赤城县建识字班达103个,潢川、罗山两县也分别开办了50个识字班。 

三是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相结合,在教育内容上把学习文化知识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在普通学校,除学习国语、常识、算术等基础课外,还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时事政治教育。教育内容也体现在课本中,如根据地编写的《列宁初级小学国语教科书》中,载有《反对帝国主义歌》、《租界》、《地主》、《红军来了》等课文和歌谣。干部学校开设的课程更是突出了政治教育,课程上设置了列宁主义、社会进化史、共产主义ABC,游击战争等。就是在夜校中除教学员识字、唱歌外,还讲党的政策、时事形势等。 

3.教育事业的成就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结构和形式,初步建立了适应根据地实际、具有革命特点的包括普通教育、干部教育、红军教育、专业教育与社会教育等在内的教育体系。 

普通教育是根据地教育的基础,发展非常之快,“在苏维埃区域之农村,小学是普遍的建立”,“各校的学生均挤一堂,大有人满之患。”干部教育的兴办,为根据地的党政群机关,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干部人材。红军教育的发展,为革命武装输送了许许多多的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人材。专业教育的举行,为根据地输送了急需的各类专门人材。 

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使边区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浅显易懂的教材揭示了革命的哲理,提高了广大人民的阶级觉悟,革命歌曲、翻身小调,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激情,鼓舞了革命斗争。各类学校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男女老幼争相学习,农民高兴地唱道:“分田又分地,自种又自吃,读读文化课,看看列宁报,唱唱革命歌,人人真快乐。”有些从前不识一字的,经过学习,能够写信,写标语。过去许多农民家里供奉的神灵,而今却换上了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一切菩萨的神宇,都变作列宁学校了。”不仅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引起了社会的变革,而且还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二、文化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1.革命报刊的创办与发展 

革命报刊的出版和发行,是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运用革命报刊进行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是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手段。根据地革命报刊的发展很快,种类繁多,形式各异:既有党报党刊,又有政府机关报刊;既有红军报刊,又有专业报刊。据不完全统计,在鄂豫皖根据地创办的报刊达50种以上。

在鄂东北,1929年创刊的有:《英特尔纳雄纳尔》,系中共鄂东北特委主办,何玉琳主编,是党内教育、党外宣传的刊物。第一期的主要文章有《怎样才能统一中国》、《土地革命》、《被压迫民众的出路》、《发展日常斗争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等。《群众》半月刊,由中共黄安县委主办,戴季英主编。因其文字通俗生动,极受农民欢迎,影响颇大。《红旗》由红十一军政治部主办,郑位三主编。以上三种刊物全系钢笔油印。另外还有《黄冈通讯》、《鄂东北通讯》、《战斗》、《火线》等。 

在豫东南,商城县创办的报刊有《咆哮》旬刊,《红日半月刊》、《红日》五日刊、《红日报》、《少年先锋》、《共产儿童》等。 

1929年,中共鄂豫边特委出版的报刊有《我们的路线》、《列宁周报》、《工农兵》等。 

在皖西北,有《火花》半月刊和《红旗》,这是皖西北特委机关报刊,由戴季伦、张建之、方英、秋风、薛英等组成党报委员会,并由特委宣传部负责编辑、出版发行。特委要求把这两种报刊订阅到每个支部。《火花》一期最多发行380份。《红旗》系三日刊,出了9期,最多发行700份,深受群众欢迎。另外还创办了《赤色先锋》、《卢森堡》周刊、《雪花报》等。 

中共鄂豫皖特委的机关报刊有《党内生活》、《苏维埃》、《红色战士》等。红军部队的报刊有《红军周刊》、《红军生活》、《红军党的生活》、《兵士运动》、《消息汇报》等。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成立后,创办的报刊有《列宁报》三日刊、《苏维埃报》三日刊,《红军报》、《战斗报》、《鄂豫皖红旗》等。《鄂豫皖红旗报》是鄂豫皖中央分局机关报,1932年5月创刊于新集,成仿吾任主编。每期八开两版,通过根据地的赤色邮政局发行,标价每份20文。一版登社论,二版登新闻,主要内容是配合反“围剿”斗争,报道红军的胜利、土地革命运动等。另外,根据地还创办有专业性的报刊,如《红日画报》、鄂豫皖总医院主办的《显微镜报》等。 

根据地的报刊,不仅有党政机关主办的,还有红军部队主办的,也有群众团体主办的。既有党政机关报刊,又有专业性报刊。根据地报刊的最大特点是紧密配合根据地的革命战争和各项建设,直接为革命战争服务。它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灌输马列主义理论,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传播文化知识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2.群众文化的兴起 

群众文化在根据地文化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鄂豫皖根据地的群众文化建设,其内容包括:扫盲工作的开展、读报班和俱乐部的兴办,宣传队和音乐队的建立等。 

鄂豫皖根据地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群众文化建设,从根据地创建以后,就连续在党的会议、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讨论群众文化问题,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中对群众文化建设还作出过专门决定。1929年6月,鄂东北各县第二次联席会议关于苏维埃问题决议案中,就提出“普及农村小学教育,设立农村夜校。”在关于训练与宣传决议案中,认为歌谣在农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宣传作用,要求各地应使其普及。1930年3月下旬,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七邻湾会议上,强调发展无产阶级文化事业,提出“扩大识字活动”,“加紧文化运动”。鄂豫皖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了根据地的文化政策:各级苏维埃政府内应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乡村设文教委员,负责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鄂豫省苏维埃政府的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的社会文化科,负责办理读报班、识字班、音乐队、俱乐部、新剧团、化装演讲及一切社会文化事业。”经过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努力,在根据地内,群众性文化设施普遍建立,俱乐部、读报班、图书室、通俗演讲所、音乐队、宣传队、新剧团、识字班(夜校)等遍布各地。 

宣传队是根据地文化宣传工作中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早期,宣传队仅限于在重大节日、重要活动时临时组织。1931年以后,根据地内逐步建立了经常性的宣传队。它以发表演说、教唱革命歌曲和演出节目为主要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的英勇事迹,讴歌苏区的新气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等。锣鼓一响,载歌载舞,联系实际,生动活泼。这种寓教于乐的宣传形式,在宣传群众、鼓舞群众、教育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文艺创作和新型剧团的建立 

革命歌谣的大量出现,是根据地文化创作繁荣的重要表现和重大成就。“革命歌谣的宣传效力最大”。因为各种文字宣传,对于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根据地人民来说,不好接受。而革命歌谣却为群众喜闻乐见,它容易记、容易理解,容易被群众所接受。用民歌、小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愿望,是大别山地区人民的传统。所以,当人们把古老的民歌、小调赋予其新的革命内容时,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赤色区域所有农民都尽唱革命歌,妇女、小孩没有一个不记得一两首来唱。”“随时随地都能听见革命的歌声,甚至白色区域里的妇女、小孩,也自然无顾忌的歌唱出来”。 

革命歌谣的内容很丰富,红军打了胜仗,区乡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欢迎白军投诚,扩大红军、分配土地等,都被编入歌词。用革命歌谣来宣传党和政府的主张、政策,在根据地取得了重大成就。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保存下来的革命歌谣,达千首以上。 

在根据地文艺创作中,还涌现了两颗耀眼夺目的奇葩——《八月桂花遍地开》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它们最早唱在鄂豫皖,后来传遍全国。除了革命歌谣的创作,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大量的对话、诗歌、散文、小说、话剧剧本、漫画等,极大地丰富了广大军民的文化生活。 

在根据地文化建设中,出现了一支新型的宣传队伍——新型剧团。他们活跃在根据地,演出歌舞、话剧、活报剧、黄梅戏、花兰戏、茶花戏、对山歌等节目。根据地各县几乎都建有新剧团,有的乡、集镇、村也建立了业余剧团。县级剧团一般是抽调各区乡宣传队、音乐队的骨干组成的,或是改造旧戏班并重新招收青年加入组成的。在根据地影响较大的剧团有:商城、六安、黄安、新集、广济、霍山、霍丘等县剧团和鄂豫皖省苏维埃剧团。新剧团上演的节目,都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而进行革命宣传的。为了把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道理通过艺术手段传播给根据地人民,新剧团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甚至冒着枪林弹雨,足迹遍苏区。

4.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鄂豫皖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不断完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其基本经验是: 

提高对文化事业在根据地建设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党、政、军、群齐动员,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根据地的领导者们认为,苏区广大群众,在进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不仅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解放,而且必须实现文化上的完全解放。这就必须使广大群众从封建主义的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所以要以百倍的努力来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党组织、苏维埃政府是根据地文化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同时也要求红军、赤卫军、青年团、工会、贫农团、雇工会、少先队、童子团等基本群众“施行更普通的社会教育”。如对于宣传队这种组织,要求红军,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团体都要成立,“每队总要有一两个党员和团员,在里边起领导作用”。在识字运动中,鄂豫皖区总工会还开展了工人识字竞赛,并“由特区总工会制定一面很漂亮的红旗,一面很粗劣的红旗”,分别挂在成绩最好和最坏的县工会办公处。政府和各革命团体还拨出专门经费开办文化事业。 

正确处理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关系,在发展学校教育事业的同时,搞好社会文化教育。鄂豫皖省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出:学校是推动社会文化教育工作的一个最有力的支柱,学校对于社会文化教育要特别地给予重视,要注意识字班、宣传队、新剧小组、化装演讲队等,把发动社会文化教育当作他的重要任务,在文化教育中担任各项工作。 

领导动手,带领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者们,亲自动手,进行创作。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于1933年秋,在异常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带病写了一篇散文《木梓树》,鼓励大家坚持斗争,迎接胜利。省委宣传部长、省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成仿吾曾创作了大型话剧《七夕泪》和《识字运动歌》,省委常委郑位三创作了《打倒国民党》、《大别山上红旗飘》等,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曹学楷曾创作了《兵变歌》。徐朋人、王秀松、郑行瑞等都为群众写了不少歌谣,仅陈定候一人就创作了20首歌词。 

根据地文化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根据地其他建设的发展,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革命战争。(路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