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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山事件及其影响

来源:湖北党史网  日期:2017-02-18   编辑:肖晗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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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夏家山事件(亦称鄂东惨案)是1939年9月1日发生在鄂东的一起严重反共磨擦事件,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最先制造的几起惨案之一。它是由国民党五战区桂军与鄂东地方反共顽固派勾结在一起,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造成了中共领导的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的重大损失。这一事件,公开地破坏了武汉沦陷前后国共两党在鄂东形成的联合抗日的局面,迫使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不得不在鄂东进行针锋相对的军事反顽斗争;促使中共鄂东党组织和广大干部,更自觉坚定地走独立自主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正确

夏家山事件(亦称鄂东惨案)是1939年9月1日发生在鄂东的一起严重反共磨擦事件,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最先制造的几起惨案之一。它是由国民党五战区桂军与鄂东地方反共顽固派勾结在一起,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造成了中共领导的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的重大损失。这一事件,公开地破坏了武汉沦陷前后国共两党在鄂东形成的联合抗日的局面,迫使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不得不在鄂东进行针锋相对的军事反顽斗争;促使中共鄂东党组织和广大干部,更自觉坚定地走独立自主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正确道路。因而,夏家山事件对于鄂东地区、乃至鄂豫边区抗日形势的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揭露与反击反共顽固派斗争,均有着重大影响。

独立游击五大队的成长与夏家山事件的发生 

独立游击第五大队,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刘西尧)在湖北省委指导下组织创建的鄂东最大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湖北省委,派主要干部到各主要地区“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省委书记郭述申、省委委员钱瑛、省委委员兼鄂东特委副书记方静吉(方毅)相继来到黄冈,向黄冈中心县委传达中央书记处指示,提出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在方毅的直接参加和指导下,7月底,黄冈中心县委以中共黄冈三区贾庙支部秘密保存的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七支半枪(所谓半支即长枪锯掉了枪托),组成了一支秘密游击队,训练游击队员。9、10月间,武汉会战临近尾声,国民党军队溃散,四处丢枪。黄冈中心县委立即发动党员带领群众到公路上、草丛中收捡国民党溃军遗弃的枪支,或以饭食、衣物、金钱向溃军官兵交换、购买;同时发动党员带头参军参战。10月24日(即黄冈县城失陷次日),秘密游击队在黄冈贾庙山区正式整编,组建了100多人的“鄂东抗日挺进队”(队长张体学,指导员文祥)。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成立后,即在黄冈敌后游击,打日寇,除汉奸,得到群众极大拥护,部队发展也很快。1939年1月,在国共两党保持着较好的统战关系的情况下,为了联合抗战,使部队取得“合法”地位,并解决给养问题,中共鄂豫皖区委派人与二十一集团军(桂军)谈判,将“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简称“五大队”)。下设四个中队,连同机关共700余人。张体学、丁宇宸分别担任正副队长。经桂军划定麻城夏家山、黄冈芦泗坳一带为其防区,与已进驻大别山区的国民党军队毗邻。 

五大队的成长和不断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嫉恨。当时,国民党在鄂东驻有战斗力较强的桂军一个军和鄂东行署主任兼鄂东游击总队总指挥程汝怀所率地方部队四个纵队(旅)共5万多人。程汝怀所部不少骨干是内战时期中共的老对头,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如其第十九纵队的支队长刘梅溪,1932年带领清乡团,在礼山(今大悟县)刘家河一次杀绝7户,杀死128口人。程汝怀等如此一帮反共派,怎容得五大队在其“卧榻之侧”生存、发展。在1939年初国民党确定了“限共、溶共”方针,蒋介石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后,鄂东反共顽固派心有灵犀。按捺不住其反共的急切心情,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大摩擦(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之前3个月,便大打出手了。 

1939年9月1日凌晨,桂军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率两个团,伙同程汝怀所部主力十八纵队王啸风部,突然向夏家山、芦泗坳等五大队驻地发起全面进攻。五大队各部被迫分路向河南信阳、罗山和鄂东北礼山相连的地方突围,沿途战斗激烈。经过英勇奋战,五大队大部胜利突围,粉碎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妄图一举消灭五大队的阴谋,但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同时,地方党组织及群众也遭到一些损失。黄冈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张良卿、五大队供应处长姚渠、营教导员曹云路、医务主任戴醒群,以及医务、后勤人员等共100余人被捕后,惨遭杀害。这便是震惊一时的“夏家山事件”。 

夏家山事件的影响 

毛泽东在1940年2月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曾向全国人民揭露并谴责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的这桩“鄂东惨案”。此时,正值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第一次反共大磨擦(高潮)之际,夏家山事件和其它几起反共惨案,便成了反击反共顽固派的集束政治炮弹,深刻地揭露了反共顽固派“到处放火”,“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利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的反动行径和反动面目,对于动员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发挥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影响和宣传作用。 

夏家山事件直接影响最大的,当然还在于它对鄂东,乃至鄂豫边区抗日形势的发展。它是鄂东抗日形势发展的转折点,促使鄂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夏家山事件严重破坏了鄂东抗日统一战线局面,使鄂东的国共双方由原来的“有来有往”转变为“兵戎相见”。 

在武汉沦陷前后,国共两党在鄂东曾有过一段较好的统战合作关系。其间,我与国民党五战区桂军互以“友军”相待。当时,鄂东中共党组织与在安徽立煌(今金寨)的中共鄂豫皖区委之间的联系,人员往返,必须经罗田国民党桂军防区,均能通行无阻。有时还可以在国民党五战区二十一集团军第七军军部(滕家堡)住宿。1939年5月,中共鄂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刘西尧就曾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第七军军长张淦还会见了他。就在夏家山事件发生前两天,赵辛初等还从立煌安全返回。另外,程汝怀及其所部,与五大队也常有来往。1939年春节期间,程汝怀曾亲自到五大队搞所谓“点检”。这年7月7日,五大队在夏家山召开了军民纪念抗战两周年大会。王啸风也曾应邀赴会讲演。夏家山事件后不同了。原来的国民党“友军”已经公开成了“顽军”,其所挑起的反共磨擦事件有增无已,愈演愈烈;而我党也改变了原来对鄂东国民党军队挑起的局部小磨擦事件所采取的退让、回避、不予还击的态度,采取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9月下旬,由五大队、六大队等联合组成的临时支队,就首次对程汝怀所部十九纵队发起反击。随后,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更明确指示:“1。对程汝怀属下部队及鄂东各县武装,采取积极的攻势,坚决消灭程之力量。2。对程属下的顽固县长、区长,坚决驱逐之,另由士绅选举进步士绅或党员,作县长、区长。3。迅速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根据地。”从夏家山事件起,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六年间,我党除同程汝怀属下的部分纵队、支队、大队,互有秘密来往,或达成互不侵犯的秘密协议、建立有统战关系外,就整个桂军和程汝怀而言,双方又处于磨擦和反磨擦的战斗状态。 

第二,夏家山事件促使中共黄冈中心县委坚持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实行了战略转移,即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从顽区转向敌后,从山区转向敌后沿江湖区,更自觉坚定地走上了独立自主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矛盾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矛盾。要发展进步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就要到敌后去。当时,鄂东的敌后,主要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南部沿江地区。这同十年内战期间大不相同。十年内战期间,红军一直以北部大别山区为依托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是,抗战开始以后,在鄂东北部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已按国共两党协议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皖中了。武汉会战后,鄂东北部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五大队成立伊始,打着“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的旗帜,在敌后游击,发展很快,但戴上“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帽子以后,主要集中在夏家山一带训练,发展就缓慢、停滞了。”而且部队集中在国民党重兵盘踞的山区,驻在顽军的“卧榻之侧”,处境十分危险。1939年3月,李先念率部沿平汉铁路南下至豫南与六大队会合时,“听说张体学、刘西尧等同志领导的五大队”,“还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就立即派贺健华同志告诉他们转到敌后去,不然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可惜因交通不便,李先念这个口信并未传到)。五大队在夏家山事件中突围成功,不仅主力西进与六大队会合,彻底摆脱了“被消灭的危险”,而且,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文祥和漆少川、易鹏等带领的小部队,及时地实行了战略转移,走上了到敌后沿江湖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正确发展道路。 

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国形势,曾代表党中央指出,到敌后“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在夏家山事件前,文祥和漆少川没有见到,也没有听到传达党中央的上述指示;夏家山事件后,他们带着30多人,在与上级党组织完全失掉联系,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能根据鄂东当时的形势,果断地决定:深入到沿江贴敌区——黄冈王家坊及其以西的双柳地、毛家集、莲湖畈等涨渡湖区,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他们之所以能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是由于夏家山事件把他们“逼上梁山”的,才使得他们的决定能与党中央的指示“所见相同,不谋而合”。实践结果表明,涨渡湖区群众因受日寇之害最深,抗日热情极为高涨。文祥、漆少川等率领的小部队如鱼得水,很快在涨渡湖区站稳了脚,扎下了根,开创了新局面。而程汝怀对我在“敌伪据点附近”,“潜伏活动”,“此剿彼窜,行动飘忽”,徒唤奈何。到了1940年,在整个黄冈西部涨渡湖区,共产党组织发展了,武装也发展了。成立了冈西、冈中和冈北3个分县委,建立了300余人的黄冈县大队。 

1941年初,以王家坊为中心,包括整个涨渡湖在内的黄冈沿江湖区已成了较为稳定的抗日根据地,与大悟山、陂安南等鄂东其它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从东面对武汉实施战略包围,威胁日军武汉至九江的航道,并且成为新四军五师东进鄂皖边,南征鄂南的战略基地和桥头堡。五师的后方,也曾一度摆在这里。它构成了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鄂豫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夏家山事件肃清了王明“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争取“合法”的右倾影响,彻底砸碎了箍在党内少数同志头上的“紧箍咒”,解脱了“合法”的思想桎梏,由“委曲求全”转为“针锋相对”。

陈毅曾指出:抗战初期,我们有的同志“怕破坏统一战线,要维持国民党的大局,委曲求全,相忍为国。这一方面是党内也有一个紧箍咒。有一个教条,就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还指出:有些人有“四怕”,“怕打顽固派,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党外叫,怕党内有人批评”。五大队戴国民革命军二十一集团军的帽子、夏家山事件前某些问题处置的波折与犹豫不决,就有着“紧箍咒”和“怕”的影响。比如,夏家山事件发生前夕,刘西尧、张体学等许多同志对“山雨欲摧”的局势已有所预感,并有所警惕和防范。他们识破了程汝怀设“鸿门宴”企图扣留他们的阴谋而未就范,他们还根据鄂豫皖区党委的决定,作好了突围西进与六大队会合的部署,可是,远在立煌(金寨)的鄂豫皖区党委又不让他们全部出动,“怕影响统一战线”,要他们争取“合法出动”。一直迟延到夏家山事件发生的前两天(8月30日),处于剑拔弩张的危急情况下,副大队长汪进先、参谋长吴林焕等已率领部分队伍按预定方案钻出了顽军的封锁圈,而鄂豫皖区党委仍来电要争取“合法出动”,并要张体学留下“照顾统一战线”,致使刘西尧等没有能按原计划行动,耽误了突围的时间。刘西尧后来在总结夏家山事件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是也受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束缚仍存在。大别山政治军事形势恶化,反共磨擦骤增,事到临头,还怕破坏统一战线。未能及早坚决全部开到敌战区附近,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 

夏家山事件彻底破除了“一切经过”、“一切服从”和争取“合法”的思想桎梏。从此,鄂东党组织就象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均采取了“坚决斗争”、“针锋相对”的态度。他们放手发动组织群众,放手发展抗日武装,放手建立抗日根据地,放手反磨擦,通过各种手段,争得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争得了抗日的权利。 

鄂东反共顽固派发动了夏家山事件,本来是企图把新生的五大队扼杀在摇篮里,但事与愿违。较量的结果,五大队虽然一时蒙受了一些损失,但最终是大大发展了,成了组建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和创建鄂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相反,反共顽固派程汝怀却蚀了老本。他的四个纵队(旅)在磨擦中被“磨”掉了大半。五师十四旅和十三旅的大部分装备是靠他的部队“运输”来的。无情的历史表明,鄂东反共顽固派所举起的“夏家山事件”的石头,正好砸碎了他们自己的脚。(汪杰)